联考过后，大批学子填写志愿卡时，除了对各科系比来较去外，学校的地点所在也成了选填志愿的考虑之一。交了志愿卡之后，母亲仍旧不死心地问：「南部都没有学校可填了吗？」

  那年，负笈北上的前夕，母亲拿了一叠厚厚的明信片，足足一百多张，硬是塞进我满得不能再满的行李中，年少气盛的我不禁对她抗议多此一举。然而，身为家中长女，又是第一个离家求学的孩子，母亲叮咛我必须「每天」写一封明信片回家报平安，而老家收件的地址巷号，她老早就请人刻了橡皮章，一张张地都盖上了故乡的地址。

  按图索骥地踏进生命里第一处异乡，来到毫不熟悉的北部，自然思乡情话绵长，每张明信片上，都洋洋洒洒地哭着控诉这个欺侮人的校园大环境，寄到最后，连邮差都认识我了。

  然而，随着校园生活的蔓延，求学生涯的色彩愈加缤纷亮丽，社团、同学、课业、异性朋友，纷纷取代了我对家的眷恋，我开始厌烦这份母亲规定的作业。

  找了无数理由，也与母亲沟通过几百次，仍旧得不到「可以不写」的回应。每天咬着笔杆枯坐在宿舍桌前，屡屡苦思不知从何下笔时，便索性写上「平安」二字。

当大胆的尝试没有受到阻止，明信片上从此便常常出现「平安」两个字，偶尔风寒时，落在纸片上的字就换成了「感冒」。

  写着写着，每学期回校报到前，母亲总是按惯例给我另一叠明信片。写了四年，内容也增加了多样性，可能是抄下的一首诗，也可能是听到的一个笑话，反正我不以为意。

  日子的镜头拉到了毕业典礼，父母特地从南部赶来，我到他们投宿的旅馆会面。母亲从行李箱中，拿出十本装订成册的小本子对我说：「这是我挑出『平安』两个字以外的明信片。」母亲说：「彩色的大学日子给你作纪念，而你平安的讯息，由我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