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桂田
【來源】 http://www2.tku.edu.tw/~tddx/cente...and_ginland.htm 【評等】 ★★【內容】何謂全球化？ 表面上，全球化所為人熟悉的表現於近年世界貿易組織為首的經濟全球化面向上，世界經濟發展成為主體，而由其所「衍生」的諸種「問題」則只是次要的或邊際成本的角色，根據這個邏輯，全球化偏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問題視野。事實上，全球化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意涵與影響絕不只是在經濟面向，ＷＴＯ下雖可說是全球化中重要的推動角色，但它更精確的可說是全球化的結果。也就是說，ＷＴＯ所代表的經濟全球化，僅僅是全球化浪潮中和結構中的（行動）因素和結果之一，並且，它經常隱含著經濟霸權支配的自由化論述進行著，而此種主流論述則受到嚴重的挑戰。
何謂全球化？全球化的因素涵蓋了政治、經濟、科技、勞動、文化工業、媒體、生態環境和社會認同等面向，這些因素之間互為系統性的影響，而驅動全球化的軸我們就無法再以馬克思下層建築（科技、經濟）影響上層建築（政治、文化）之教條主義來理解，無寧從社會系統分化、生產和互動的角度來觀察它。也就是說，全球化的發生源於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系統整合發展，因此，全球化不僅發生於現在，而早就濫傷於三、四百年前。根據 U. Beck，當下所形成的全球化是指向一個動態、辯證的過程，由政治、經濟和跨國行動者所運作、發展跨越、穿越民族國家主權與管制能力的行為，如跨國企業、國際組織、全球網絡化的非營利組織(NPO/NGO)（如Greenpeace）等。因此，全球化強調超越國家、跨全世界性的組織活動，它穿透、踰越了國家間的界限，並且形成動態的連線，按照此說法，全球化的範疇相當廣泛，我們將以類型分析之。
值得探究的是，全球化既然是指涉全球性行動之動態連線，我們不禁要繼續追問，依此邏輯，全球化行動絕不再僅僅是普遍化、依單一類型發展的命題，它牽涉到的則是多采多姿、異質多元之世界各地社會內涵，因此，R. Robertson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正引發這個面向的解釋與想像。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全球化是「經」，全球在地化是「緯」，前者是橫向的動態連線，而後者是扣緊在地特色之動態縱深，二者相生而存，但也相剋對立而激發出新的發展。
橫的全球化、縱的全球在地化：相生相剋？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在邏輯上一方面是「普遍的特殊化」，另一方面是「特殊的普遍化」，形成弔詭的發展狀態。普遍的特殊化意指全球同質、趨於同一內涵的行動普及於世界各地，以好萊塢電影或ＷＴＯ皆是最佳的例子，相對於此，特殊的普遍化關係到區域或地方特質的異質性或多元性，能演化為全球所普同接受的現象，以蘇格蘭或台灣原住民音樂為世人所流行接受而言，其凸顯地方（特殊）的自主性意涵，並形成與全球交融的現象。也就是說，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並非割裂、對立的兩面，依循其各自的邏輯進行運作，相反的，它們是互為辯證的橫向、縱向動態，相生而存。
既然是相生而存，在義理下是否必然相剋而生呢？事實上，全球化現象所帶出的論述，除了市場自由主義者結合帝國霸權支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點出了在地化(localization)的主體精神與自主反省意義。全球化既然源自於在地的內涵，因此，在地者的行動不諦是全球化的實質材料，問題是，在當代全球化的主流價值中，不可能完全涵蓋各種在地的異質內涵，因此，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就引出了當代全球化主流價值論述和霸權支配機制由國際強權所掌控的事實。進一步的說，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辯證弔詭，被操縱為霸權支配之全球化假象，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文化上到處可以看到操縱的影像，Beck 抨擊此種假像式的「全球主義」論調，事實上是夾著經濟自由主義的幻思，企圖替資本投機者、跨國企業、跨國壟斷媒體塑造一個「美好的」、「無（關稅、文化）障礙」、「無（國家、社群）保護壁壘」的世界市場主義、帝國文化壟斷主義。
上述的全球化假像或危機，引爆了其和在地化精神的嚴重矛盾，許多國家、族群、社群或個人皆覺醒到不可逆阻的全球化趨勢可能再度被扭曲為帝國支配弱勢者的工具，因此，全球在地化運動也衍生了其覺醒、自主意識的行動邏輯，凸顯其主體性意涵的行動、論述位置和權力。換句話說，全球化現象所涉及的是世界複雜事務或價值的重新洗牌，其內含的扭曲危機卻觸動了在地化主體性的要求，各國弱勢群體（包括國家、工人、婦女、生態運動者）紛紛注意到自主權力的保障，因此，一場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鬥爭就出現在千禧年前夕的歷史舞台上。我們也可以觀察的說，此二者的動態經緯關係失衡，因此，從相生相蘊轉化為相剋相蘊的階段，在地化似乎成為當代自主性實踐理論的代言。
全球化類型與風險 當代全球化的發生，和所有歷史事件一般，是系統發展的偶然(contingency)，根據Robertson的劃分，本世紀的全球化以人類登陸月球之科技發展為分水嶺、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成立、蘇聯解體與東西冷戰對峙時代的結束、Rio召開世界地球環境高峰會議、ＣＮＮ媒體國際化、伊拉克危機與全球關注、超國家的生產形式、勞動形式、亞洲金融危機等等，皆凸顯全球問題的網路化與連結化。換句話說，這些超國家形式的政治、金融、軍事、經濟、科技、生態、勞動、生產、人口流動問題已逾越了舊有民族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分工架構的邊界和能力，因此也形成了世界性的風險和問題解決的挑戰。
全球化因此不但是文明發展的趨勢也是危機，全球化所構成的分化整合複雜性內涵，由於愈來愈脫離人類解決事務之舊有範疇和制度，也由於其牽涉的變數和不確定性愈來愈高，所涉及的價值爭議愈來愈大，並且必須面臨判斷和決定（解決）要求的時限愈來愈短（甚至要求即刻解決）。因此，其承擔的風險和挑戰也愈來愈嚴峻，因為，人們已失去舊有的控制、計算、操桿的保障，全球化之複雜向度如混沌理論一般，變數稍一增加，則可能全盤動盪。亦即，全球化時代宣告人類進入高度不確定性、計算性失靈、控制性失靈的風險年代中，並且造成世界性的風險社會
(world risk society)階段。以金融全球化為例，一九九七年倫敦外派駐新加坡之金融操作員的不當操作，除了造成其百年老牌公司的倒閉，也引發了全球金融的振盪，更間接的觸動了東南亞金融秩序的潛在弊病與風暴；再以生態全球化為例，九七年印尼森林盜砍引發大火所造成的區域性霾害，飄洋渡海，形成東南亞各國嚴重空污與老人和兒童死亡案例，並迫使位於新加坡之矽晶圓廠停止生產，除了在生態面上，也在經濟面上損失不貲。這二個簡單的例子意謂著全球化風險與複雜的內涵與日俱增的情形。
以下筆者將區分五個全球化類型加以討論，其中將定位在經濟、科技、生態、政治、文化等五項資源分配不均、風險與在地化自主覺醒的角度：
國家經濟到全球經濟 國家經濟(Volkswirtschaft)通常指經濟面向的生產、消費、勞動、流通的範域集中於以民族國家的疆界之內，自Adam Smith的「國富論」論述以來，經濟學為首的社會科學所觀察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變動，也是以上述民族國家內的範疇為基本單位。事實上，國家經濟的宣稱在現實上也不斷受到質疑，所謂純粹的國家經濟觀早就受到批評重商主義、帝國主義、跨國企業（康采恩）人士的攻擊，甚至在社會科學上，Karl Marx洞察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張力，造致全球勞動者集體被剝削的處境；Wallerstein 舉出世界體系理論下核心國家、半邊陲國家、邊陲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矛盾，皆隱約的透露全球經濟的生產邏輯逾越了民族國家的想像。
全球化經濟在當代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是因為循著市場自由主義邏輯之資本主義的擴張和對社會的衝擊面遠遠超過過去，舉凡金融、電訊、資訊網絡、生產形式、消費形式、生態、社群和文化認同、社會安全體系所受到的變動和影響，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相當高，皆非單一主義國家所能自行運作和解決，也就是全球化經濟及其衝擊面向逾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全世界各地區被捲入此種網絡的連結，而變成其中之一的節點，因此，必須依賴全球機制的建構，學習處理介於國家和全球之間問題的模糊地帶。
以生產理論而言，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的發展，致全球一致標準化的生產線管理、作業程序、大眾消費產品，發展為小規模生產設施、技術專業彈性化、產品個人化、分眾的消費模式，皆衝擊到原有的國際分工下的投資、生產、消費模式，更連帶引發了市場秩序及社會秩序的變動。
全球化經濟當下的表現正是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的擴張運作，在以美國為主導下之「國際新秩序」的資本主義 （市場自由主義）全球化，儼然如新重商帝國主義的再現，在西雅圖世界經濟論壇會議集合了全球一千大企業的老闆，這些企業產值佔全球產值的五分之四，外加三十三國的領袖，其所企圖建構的全球經濟－跨國企業和無障礙（關稅、文化）貿易機制，保障的卻是全球不到20％的富裕人口。P. Kennedy在其「全球化經濟未來的隱憂」一文開宗明義即指出，全球化經濟在世界人口版圖中呈現弱肉強食的不正義，並質疑其是否能吸收佔地球人口百分之六十開發中國家的求職者勞動問題，以及其隨之而來的全球生態環境承受成長的破壞壓力，而這事實上是人類未來的關鍵。
雖然如此，不乏有替全球化辯護之聲而形成的弔詭爭論，福山‧法蘭西斯認為全球化是這些地區現代化的抬轎者，跨國公司對當地外資的投入和建廠，不僅創造就業機會，並威脅面對競爭的地方資本家，同時其勞動條件和環保條件皆優於當地國內企業的無效率和充滿親族主義的貪污腐化、政治掛鉤。福山所點山的全球化經濟優點事實上無法完全否認，就國際勞工和環保標準談判中拒絕採高標準規範者往往是第三世界窮國，這也是其所樂意佐證的；但面對此種全球化經濟的弔詭，我們不應忽略了前述強國支配、制定規範的霸權事實。
全球化經濟實際上呈現高度弔詭的難題，面對全球結構性失業的問題，Beck批判的指出，資本家刻意的利用資本流動和資本外移的手段，逃避母國勞動、環境成本及稅收的監督，將資本流向低管制、低勞動環境成本的國家，而造致了大量結構性的失業，並進一步破壞了各國社會安全體制的保障基礎，因為長期以來之經濟、福利、勞工、環境、社會安全的既存基礎被侵蝕掉。並且，此種資本流通無祖國的發展，造成資本家何處有利益即外移產業於何處，完全無庸受到原有社會責任的限制，引此導致了「無工作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work)時代的來臨。Beck的這個批判是相當嚴厲的，亦即，以ＷＴＯ為藍圖的全球經濟規範，無疆界市場代表資本、勞動和商品的迅速、任意流通。資本流向低度管制國家進行生產，毫無設限的將商品輸向開放的各國市場，資本家卻不須負擔生產地的社會、環境成本，因而，自由貿易和流通卻代表著各地勞動空洞化的危機，今日在甲國、明日就可能在乙國，大量的結構性失業者意謂著全球化經濟的高度不正義。我們可以從西雅圖以來屢次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示威中，解讀到人們這股不安的訊息和在地化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霸權的精神。
科技發展與全球網絡化 全球網絡化的關鍵除了價值、制度和經濟的因素外，莫過於科技的進展，科技的發展和競爭形成全球網絡的互動狀態，使得全球問題機制進入了新的階段。以最受到重視的通訊、傳播技術、生物科技及環境工程科技為例，分別衍生新的全球問題視野。
一般說來，科技的進展似乎為人類提供積極、正面的功能，而在科技樂觀決定論者的眼光中，科技是驅動和解決全球人類文明進步的核心，但從目前的經驗觀察，科技進展不但未完成等同於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反而遞生不少風險，Beck稱之為「風險交明化」或「全球化風險」，因為科技雖帶來人類活動的便捷，但其所產生對生態的侵略性、事務的複雜性及難以控制駕馭的危機卻形成棘手的問題和危機。
以通訊、傳播技術而言，其應用在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上產生相當便捷的功能，金融與資本流通、華爾街股市和全球股市的共振現象、傳播全球網絡的建立（如CNN、NBC）、網際網路的興起等皆是科技帶動人類活動全球網絡化的例子，但金融與資本流通不可控制的變數和複雜度因此陡增，或造成全球性振盪。ＣＮＮ或ＮＢＣ為代表的傳播帝國主義現象，充斥美英主流價值的主導和支配，侵蝕全球各地傳統文化和價值內涵，進而蘊生社會認同和青少年不當次文化的問題，此種內含式的風險絕非傳播、通訊技術所可釐清，但事實上全球化文化霸權的事實已成為風險文明時代的結構，任其批判無法撼動。
目前宣稱全球化表徵的網際網路，如Kennedy所指出的，明顯的呈現人口地圖和科技差距的現象，根據統計，全球只有百分之二點四的人口連結網際網路，而東南亞兩百人中僅有一人上網，阿拉伯國家是五百人有一人，非洲則一千人才有一人。考慮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理解的科技支配，尤其在快速發展的知識經濟時代中，將對目前已呈現貧富不均的地球人口版圖形成更嚴重的成長落差，加大了科技－富有國家和落後－貧窮國家間的鴻溝。諷刺的是，目前美國所強調的「新經濟」概念，正是以知識、資訊技術為本，網路經濟為要素的成長模式，可以想像科技成為帝國霸權支配的手段和工具。
或許有人會認為此種現實發展趨勢毫無批判意義，但莫忘了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和場外的反全球化示威中有一趨同的議題（甚至在台灣先前所舉辦的二千年全球資訊會議），即當以資訊、科技、知識經濟為新的生產形式來臨之際，有相當比例的全球傳統工人將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者，當資本家高唱新經濟、科技產業競爭，連帶透過日益風潮的合併／競爭策略，「誰」都可能變成被淘汰的弱勢者，而這也是科技驅動全球化所產生之新社會不平等課題。
生態風險的全球化 科技之全球網絡化也形成另外的弔詭狀態，科技應用到全球各地工業，卻形成累積性的生態環境破壞，造致全球的暖化（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破洞危機，而有趣的是，這種生態風險的全球化現象又往往須借助於科技如環境工程技術。生態風險全球化隨著科技的進展也日益棘手，若我們比較先前全球化不同階段的爭論，至少千禧年前夕的全球化問題中，環境風險首次成了世界注目的焦點。
一九九二年於里約地球高峰會議所發表的「永續發展」共同宣言，正是全球生態惡化的警鐘，同時，永續發展意義下生態風險全球化也涵蓋了二組意義，即解決環境問題一方面必須經由國際間協調機制不斷的努力（官方，如京都二氧化碳公約），因為全球生態風險已逾越了任何單一國家的疆界和能力，但事實上卻貫穿式的侵蝕每一國家、地區人民的健康，生存基礎；另一方面，全世界層出不窮的環境災害卻愈來愈須要仰賴屬於非營利部門／非政府組織(NPO/NGO)的生態、環境、消費者運動團體共同的把關和監督，並且，其有全球串連的趨勢，尤其是面對世界性的議題。這也顯現在地化的行動精神。
以基因科技所帶來全球生態、健康安全的高度不確定性為例，全球在地化意義下各國環境運動部門的結盟、擴大議題、法制抗辯行動的努力，終於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視，在二千年一月聯合國官方於蒙特婁召開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大會中，以美國為首的基因作物生產大國（邁阿密集團）即被迫讓步，同意基因改造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相關製品的進出口，擬具相關的規範。可惜的是，反基因科技之全球在地化運動在台灣並未興起，值得我們進一步的反省。
文化全球化V.S.文化在地化 文化全球化表面上似乎是一般不可逆轉的潮流，尤其東歐共產主義國家解體之後，西方資本主義政制完全的宣告歷史意識形態爭執的終結，但其實際上充滿理念上和實際上的弔詭。
正如杭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書中，宣稱未來人類的戰爭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對抗所引起，這種洞察式的宣告事實上戳破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夾其政經優勢，對其他地區國家政治價值、體制的指揮與規劃的統治、支配，動輒以世界和平、人權外交遂行其政治經濟的實質利益。就文化的普遍性邏輯來說，全球事實上須要共通的人權理念體系，但目前的難題是，由於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權利價值認知的差異和實際運作的落差，導致價值體系無法正確交融互動，凡事以西方價值為優越的態度，更阻礙了全球在地化邏輯的發展，即全球化須源於各地多元差異的在地化價值。
缺乏全球在地化的實踐，文化全球化則易淪為西方霸權支配的晃子。
除了較高層次的價值普遍化與特殊化問題外，文化全球化亦經常有文化商品全球化之嫌。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批判的要旨在於通俗、娛樂文化利用傳媒的大量複製，正迅速的淹沒人們傳統價值的認憶和認同。而在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文化工業結合商品的蔓延，滲透到世界各地。文化全球化事實上是全球文化價值體系的普遍化和地方文化多元價值體系的特殊化之「去與回」的過程，但如果德國人遺忘了其優美的歌德傳統，而一昧的流行麥當勞和台灣小調音樂的商品組合；或印度人捨棄其婆羅門優良價值的內涵，而一昧追求法國式浪漫電影和義大利的服飾品牌，則坐實了文化全球化僅為資本家掩耳盜鈴的工具。
因此，我們必須細心的解讀Robertson「全球在地化」的意涵，Robertson觀察到全球化不只是歐美強勢文化同質化全球的過程，也包括了其他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爭其價值、象徵意涵的異質化過程。世界的麥當勞化、迪斯耐樂園化並非於全球各處皆複製同樣的消費風格，而是資本家會借由地方特殊的脈絡生產出「符應」地方的消費風格和熱潮，秘魯的總統就職引發暴動和阿拉斯加愛斯基模人的生活方式，事經由ＣＮＮ二十四小時連線的報導，也可以引發世人的關注和興趣。事實上，Robertson所點出的觀點在於，現實的全球化發展中很難有單一的世界觀和價值邏輯支撐整個不斷往前辯證的體系，這也是全球化可能多元內涵之處。不過，這個論點並未隱藏住文化商品化或霸權支配的背後邏輯，因為目前的全球化過程中並未真正澈底實踐普遍化和特殊（在地）化互為牽盪的實質，而是如J. Friedman所指出的，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個強勢文化移植全球的過程，但其實是各在地特殊文化藉由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運用同一機制，進而在全球場域中彼此相互影響的過程，最明顯的是商品和市場。
從國際政治到全球政治 國際政治的舊有框架已逐漸被日益密切、依賴互動的全球性事務所侵蝕。以往，國際政治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行動單位，民族國家依其有限地理疆界之主權的延伸，如漁業糾紛、領土糾紛、氣象合作或經濟、教育、衛生合作等，以聯合國或其他地區性聯盟為基本組織合作型態，根本上為爭取其國家之發展利益。相對的，全球政治的特色在於事務的無疆界化、無單一要件化，由於資本流動的去管制化、愛滋病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全球人口流動與族群衝突、全球生態問題及全球文化認同問題等，皆反映事務解決因果的複雜化，並非單一國家或地區根據特定要件所可以承擔，它成為全球共同的挑戰。
J. N. Rosenau指出新世界政治表現在超國界的組織（如世界銀行、販毒組織、新國際NPO/NGO）、超國界問題、超國界事件（波斯灣戰爭、科索伏危機、世界盃足球賽）、超國家社區（宗教社群、專家社群、消費杯葛）、超國家結構（科技知識、金融形式、國際分工形式），其表現了國際事務的多元化與相互依賴深化現象，形成了全球性的結構面向，任一變數的發生即可能牽動全球政治的變化與爭議，以台海危機為例，其牽涉的不僅是中國和台灣的和戰問題，更是引動了東亞區域安全、全球經濟利益體投資、生產與市場穩定的現象，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全球政治的單一事件卻足以發展為多元的危機，也因其相互依賴的深化，使得任何單位的行動必須考量全球的壓力。
當然，民族國家的權限是否式微的問題在學界經常針峰相對，如R. Gilpin就認為民族國家的主權與自主性隨政治全球化而更為堅實，因為它是全球政治的執行者；而M. Zürn、D. Held與A. McCrew就持相反的看法，指出民族國家因全球政治的互賴和結構，其被迫削弱主權能力，而必須平衡國際間的利益、壓力和決策。事實上，全球政治的基本執行單位－國家，在面對全球共同事務的解決角色上，似乎更形重要，也就是說其主權統治因為貫澈問題的解決而仍然必須有效，但另一方面，國家面對去疆界化的世界事務，卻無法再以單一手段來決策，而須尊重或依循世界性公約的規範，以環境議題為最明顯的例子。
人權政治的全球化或許是目前全球政治和民族國家拔河的模糊地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區域和平、世界和平與阿爾巴尼亞難民人權介入科索伏戰爭、中國打壓法*功受到世界人權組織的抨擊，皆是民族國家和全球政治互相探觸底線最好的例子。
代結論：全球化與本土社會在地化實踐之貧弱 位於東亞交通樞紐並直接面對太平洋彼岸的台灣，在這一波全球化趨勢中應如何「向上提升」呢？也就是說，於複雜與變動快速的全球化浪潮中，台灣主體性（自主性）如何藉由其全球在地化精神而可能？本文分別從全球經濟、全球科技、全球生態風險、全球文化與全球政治發展的角度闡析了全球化問題之主流論述，並強調社會與環境正義意義下的在地化實踐精神，亦即，全球化的興起雖有其歷史與社會系統背景的襯托，但其所造致的社會不正義與危機卻點燃人類新的反省和批判階段，對於任何本土社會都是相當重要。
台灣社會遭遇全球化問題除了在經濟和政治面向上受到較多的討論外，在科技、環境與文化面向上的反省聲音是相當微弱的。統觀來說，無法於世界浪潮之外，面對資訊、知識經濟的競爭、區域（東南亞、中國）經濟競爭、勞工剝削和結構性失業、人口流動（外勞及非法移民）問題、社會安全制度危機（資本外移、政府稅收短缺）、生態危機與文化（被）殖民危機等，在在都是本土社會新生的挑戰。而這些挑戰皆需要社會整體系統統合的配置與修正，除了傳統的國家運作機制外（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扮演的角色和能力有一定的限制，甚至僅能作為風險管理者的角色），相對於當代國家已逐漸演變為資本主義政府，整個社會、環境和文化正義反省批判的系統就寄託於本土社會的主體性上。換句話說，對於全球化所衍生於本土社會的各項不正義，社會系統就應是實踐批判與對抗的主軸，就其所生產的政治、社會壓力促成整個社會內在的覺醒與運動，並在體制上驅迫與支援政府的（對外、對內）政策。
可惜的是，台灣公民社會的體質一向貧弱，無論在勞工、環境和文化運動上由於歷史的條件而缺乏有力的凝聚，社會內部批判和運動實踐的能量相當不足，這也是本土社會面臨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實踐辯證的危機。以Hallo Kitty配合麥當勞銷售策略風行全台為例，其事實上成功的運用在地脈絡將本土社會塑造為一個軟性的、匱乏的（我有你沒有）的消費社會，而其商品本質卻正當化為個人品味、嗜好等大量複製之齊頭式風格。相對於各國對基因工程科技嚴肅的反省，並逐漸產生全球串連的反基因食品運動，並對國際社會談判加以施壓的成功案子，本土社會明顯的缺乏在地化反省批判的實踐，針對這個現象我稱之為「遲滯型的高科技風險社會」，即台灣社會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勞動、生態與科技風險缺乏嚴肅的思考，將造致更大的社會不確定性與風險狀態。
【心得】全球化發生了嗎？它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意涵如何可能？全球化所指涉的主流論述和視野為何？相對的，為什麼在西雅圖ＷＴＯ的大會上會有左派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示威，而其所對立和凸顯的問題和議題為何？並且，這些爭論的視域對台灣社會有何影響？或者就台灣主體性的立場而言，它們具有何種捲入、辯證、自主發展的指標與批判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