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一、緣起與目的

  牯嶺街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舊書街，自日治時代起，這條位於台北市的小街道，就已是二手書的集散地了，數十年以來，牯嶺街面貌幾經遞嬗，唯書街已遠，當年密怖的舊書店早已星散，留下一頁頁文藝史的縮影，徒令愛書人回味。

  原本牯嶺街是條「二手書街」，我們希望它能重現原貌，加上為因應時代的改變，所謂茶與咖啡為雅人所重之意境，二手書販將來可結合茶或咖啡與創意市集共同經營，這裡將成為購書休閒好去處。牯嶺街劇場雖然沒有國家劇院那般富麗，卻仍受許多文藝工作者的青睞。

  也許人人都知道南海路上的植物園,林業陳列館,歷史博物館;重慶南路的楊英風美術館,郵政博物館節;但對於牯嶺街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故事?藉由我們的規劃也能讓更多人了解它的過去;當你下回搭捷運到中正紀念堂站,不再只有那些休閒地方,你還有另一個選擇牯嶺街;這就是我們希望牯嶺街融合於南海學園,使它成為更吸引人文藝之地。而牯嶺街會成為記憶與歷史的對話也是知識與時間的延長點

二、研究方法、內容與程序

  方法：歷史資料蒐集以及一手訪談彙整。
  內容：以居民的感受為出發點，透過和里長的訪談獲得居民對假日書市成立的可行性，另外針對相關文獻研究,加以分析，建立本研究之指標。
  程序：經過和里長的訪談和文獻整理了解實質問題和牯嶺街的特色，然後依此問題和特色再做規劃方案。

貳、文獻回顧

一、清末日治時期的牯嶺街

  牯嶺街，清末時期原稱龍口街，此時附近幾乎沒有開發，只有部分沿溪而居的傳統住宅。日治初期，日人在此規劃一條日人住宅街道，以現今的南海路與南昌路負責對外交通需求。

  日治時代的經營主要有兩類：

  1.中文書「舊書鋪」：經史子集與章回小說的線裝中文書

  1920年左右主要集中在台人居住的大稻埕地區，日治以前讀書人為考科舉而讀中文書，日治後僅以識字為目的，書籍的來源是向大陸的書局代辦訂購。

  1919-1937 年受中國五四運動與新白話文運動影響，陸續引進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中文「洋裝版」書籍。

  後來中文圖書市場逐漸沒落成為販售紙、帳簿為主的「紙店」。

  2.日文書「古本屋」

  日人的「古本屋」有日本全國古書籍聯盟在台北新起町（今長沙街）的「野田書房」，還有兩三家位於以服務內地人住宅區為主的商人街的兒玉町(今南昌街) ，光復後的舊書業者仍以此為基礎，松林書局第一代的老板蔡木林先生於1945年在此開業，1947年跟著遷移至牯嶺街。

  台灣研究新聞化的知識份子以讀日文版為主，因為中文洋裝殊無論是內容、編排與印刷都較日文書落後，日文版「洋裝書」為國家進步價值的文化象徵，此一時期的書本影響台灣舊書業至今，其重要性原因如下：

  （1）     日人推動台灣早期藏書文化

  （2）     日治期間對台灣的研究調查相當詳細：《台灣舊慣調查》、《台灣慣習記事》、《台灣文化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灣番族慣習研究》、《台灣八縣地圖》

二、光復初期的舊書攤

  1. 「剝狗皮」日人的拋售：

  1985年日本戰敗投降，根據戰敗國條約，居住在台灣的所有日僑必須被強制遣返，當時規定他們只准帶簡單衣物日用，圖冊也必須以和歷史及戰爭無關為限，這些待遣的日僑，一方面是無法帶太多東西回去，另一方面也迫切生活的費用，因而在路邊擺售地攤將值錢的字畫古玩、石章墨硯、碑帖書籍等拿出來拋售，這即為牯嶺街舊書灘的源頭。

  2.上海大書店紛紛在台灣設分店：大陸內地各種出版物湧向台灣，但是多數台灣人已經不能閱讀中文書籍。

  3.政府接收初期：台灣本地年輕人與知識份子為了重新開始學習國語而購買漢文書。

  台灣在1945年光復後至1949年國共對立的軍事戰亂時期，大量退役軍人及文人子弟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當時社會百業待興，經濟局勢動盪不安，為了改善物質生活條件，而選擇將值錢並具有保存價值的珍貴史料及圖書拋售，又加上許多中南部人口北上，造成了更嚴重的失業問題，因此，50、60年代販賣舊書以及其他流動攤販四處流竄街頭的情形是隨處可見的。後來，賣舊衣、舊貨的小攤販慢慢往萬華方向集中，舊書攤則在此地一天天集中。

  4. 光復初期的牯嶺街：

  光復初期的牯嶺街是古亭區的一條小馬路，光復後街道兩邊的日式住宅大多被國民黨接收作為公家眷舍。牯嶺街開始成為台北有名的舊書街，是在1945年(民國43年)左右。最初有6、7個人在住宅圍牆外的人行道上擺地攤，拿了幾張報紙、騎著腳踏車載一兩箱書就舖在地上直接賣，後來擺攤者逐漸佔地為王，發展到58家舊書灘的規模。其中店少攤多，多是利用路邊人行道擺路天攤，克難湊合的書架依牆而立，雜誌書報隨地鋪陳，卷軸字畫就掛在樹枝頭，攤位鱗次櫛比，書攤連綿佔去牯嶺大半條街。

  5. 牯嶺街的鼎盛時期：

  後來政府為了整理市容，希望他們立體起來，以免影響交通。故牯嶺街的書攤後來大多架到牆上，有的則演變成固定的帳棚。不久，許多新建樓房樓下的店面也加入行列，到了1968年，政府公佈台北市攤販管理規則，牯嶺街的舊書攤販，在劃定位置後增至80家左右。又加上此時正逢台灣經濟發展初期，因此，從1954年到1969年可說是牯嶺街舊書業的發展時期，而1969年以後大約10年左右則為鼎盛時期。

三、舊書回收體系

  光復後1945年至1980年代以前，由於政府在資源回收方面無暇介入，另一方面住宅社區本身也未有自主性的回收系統，通常一般民眾習慣將家中丟棄的各種物資，堆置在住家附近幾個約定成俗的垃圾場地，由鄰近的拾荒者從中挑撿後，再送至破爛行(回收廠)集中分類處理。

  然而既有的牯嶺街已嚴然是古董與舊貨的市場，尤其政府播遷來台夾帶者百萬的軍民，過度的通貨膨漲與百廢待興的情況，對二手的需求不論是在書籍、日用品上都是難以想像的大。

  牯嶺街的知名度，與對二手物品的大量需求，使鄰近的回收市場，以及由退役軍人、中南部城鄉移民兩大族群為主所構成的拾荒人，自動形成了維繫戰後50年以來台北舊書業的生存。

  此外遍佈四處的回收廠又分別擁有不同區域特色的回收資源，比如位於西藏路的回收廠乃是博愛特區文獻資料的主要集中地，而位在萬華9號水門附近的回收廠則可找到許多日本時代的名畫、古書等。

四、牯嶺街舊書攤的沒落與問題

  1.政策因素

  由於經濟部鄰近於牯嶺街，許多國際性的簽約都在經濟部，為了國家的顏面以免外賓看到各式凌亂的地攤，便於70年代的整頓市容下，使得舊書業的分布，由群聚變成分散結果，這也導致了舊書業在牯嶺街被連根拔起，原本打響國際的牯嶺街如同巴黎塞納河左岸、東京千代區神田神保町的舊書街文化，就這樣消失了，來者沒有歸屬感，往者也只能追憶，這就是牯嶺街舊書業消失的最大的因素。

  廢紙資源回收政策打亂舊書業生態：自1988年廢棄物清理法修訂後，廢紙回收搶走了民間舊書資源，將大量舊書資料淪為化漿廠的造紙原料。

  90年代以後，兩岸政治環境匹變，各類專業性值的大陸圖書大肆搶攻台灣舊書人口，也衝擊、瓜分了現有的舊書市場。

  我們可以體會到政府根本就不重視舊書的文化，就連著三屆的牯嶺街書香市集，也是由下而上這樣一步一步才有今天的成果。

  2.舊書來源不易

  8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內容具有文學性、學術性且年代較久遠、罕見的絕版書刊在民間私人藏家、海內外公家單位爭相購藏的情況下，短期間內已少有機會重新流入市場。牯嶺街時期所謂奇貨可居的大陸版也幾乎是鳳毛麟角，偶爾流露出來就是老闆的奇蹟，顧客的運氣了。像一些絕版的套書，攤商是以「先上架、等待湊齊」的方式來收書，不過在書籍日漸枯竭之際，同行相忌的行業生態下，書業同行之間的互通有無、彼此交流更加難以做到。加以廢紙回收的興起，許多被丟棄的舊書籍都難以再從廢紙場中被解救保存下來。

  許多舊書的價值，就像古董一樣，賣掉後就很難再回到市場，所以真正有價的真正書籍只會越來越少。
  原本的拾荒的回收系統，被廢紙回收政策取代，被回收的舊書更加難以回到市場，舊書回收的體系的未制度化之前，舊書的來源越趨困難。

  3.價值觀的轉變

  書店的退書週期由「70年代的3個月」到「90年代末的1個星期」，新舊書快速汰換，使得部份經典書籍不斷的貶值；2001年底一本本的特價69元書店出現，反應長期供需失衡的本質與表象。

  傳統讀書人講求「汗牛充棟」、「多多益善」的藏書概念已被部分主張「閱讀效率」的現代知識份子所揚棄。且在電腦化、網路化的時代潮流下，各種各樣、貫穿古今的知識、文獻，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東西均可在無國界的網路上查找到，也間接造成收書人、藏書人日漸減少；舊書業邁入明日黃花。

  對現代的社會而言，舊書攤一種不分類的雜亂秩序，各類書刊、字畫、文物大多隨地堆疊擺置、雜陳亂放。雖然這會讓人們印象深刻並訓練找書的眼光，畢竟是自己披沙瀝金後發掘出來，但相對的，花費的時間也增加了許多，有時還會無功而返，在這和時間賽跑的進步社會中，這的確是構成舊書業沒落的因素，又加上現代的書店都採用分類符碼化，已經很少人願意買稍有瑕疵或別人用過的書，由於舊書的「髒」與舊書店空間的「亂」，對於講求乾淨、整齊的現代而言，是衝突的。

  4.經營體系的問題

  對於舊書商而言，舊書消費族群的銳減，每進一批的書就像再賭博一般，進的書越多，舊書店越容易成為書籍的墳場。

  同業的相忌使得舊書業間合作不易，使得舊書業間在舊書的流通有很大的不便，也沒有常態的活動使得舊書的流通性狹隘。

  5.補充：有關東京千代區神田神保町舊書街

  定期舉辦以當地舊書店為主的「同業拍賣公會」。

  「家庭出清藏書」：日本的回收制度已經完全社區化，舊書店與一般家庭之間關係密切

  「背取」為了讓店家彼此互通有無，從別的舊書店買來販售情況相當普遍，各地多有古書店同業組織從中調停的關係。

  「古書祭」：由日本就書店同業公會總部每年發行一本《日本全國古本屋地圖帳》，介紹日本所有加入公會的舊書店，並羅列店名、地址、電話號碼、營業時間、休息日、售書的主要範圍，還有地圖。

  「早稻田舊書展」特色：以早稻田地區的舊書街聯合會為主辦，以早稻田大學學生為後援。
網路聯絡資料密集的神保町。

五、牯嶺街存在的特色與困難

  牯嶺街現在存在最重要的特色，其實不是剩下的兩家舊書店，也不是牯嶺街小劇場，而是在地的人對於過去牯嶺街曾經繁華熱鬧的共同回憶，那樣的舊書與多元的文化已經扎根在當地居民的心理。

而原本只是很單純的社區文化活動的書香市集，也因為在里民的渴望下，一點一滴的才有今天這樣的成就，外界的迴響，更期盼著牯嶺街至少一年能辦上個兩次的書香市集，大家對這樣的文化渴望，原來並不如表象一般的被消滅，小時候我們有看小牛頓、哥白尼還有一些百科全書，舊書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回憶、我們的記憶，大家在這裡尋找的不只是找回一個回憶而已，還有一份深切的情感交流。

  牯嶺街面臨的困難其實還是政府，不論是被強迫搬遷的問題，還是回收的系統遭受到斷頭，都是造成舊書業沒落的重大因素，然而牯嶺街已經是國際的舊書街，外國人看不到了舊書當然生意就會受到影響，就算你把牯嶺街遷到信義計畫區，還是沒辦法解決的，對於舊書商而言他們還是很想回來，因為牯嶺街就是他們的歸屬感，也是舊書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