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桂田
【来源】 http://www2.tku.edu.tw/~tddx/cente...and_ginland.htm 【评等】 ★★【内容】何谓全球化？ 表面上，全球化所为人熟悉的表现于近年世界贸易组织为首的经济全球化面向上，世界经济发展成为主体，而由其所「衍生」的诸种「问题」则只是次要的或边际成本的角色，根据这个逻辑，全球化偏重于以经济为导向的问题视野。事实上，全球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涵与影响绝不只是在经济面向，ＷＴＯ下虽可说是全球化中重要的推动角色，但它更精确的可说是全球化的结果。也就是说，ＷＴＯ所代表的经济全球化，仅仅是全球化浪潮中和结构中的（行动）因素和结果之一，并且，它经常隐含着经济霸权支配的自由化论述进行着，而此种主流论述则受到严重的挑战。
何谓全球化？全球化的因素涵盖了政治、经济、科技、劳动、文化工业、媒体、生态环境和社会认同等面向，这些因素之间互为系统性的影响，而驱动全球化的轴我们就无法再以马克思下层建筑（科技、经济）影响上层建筑（政治、文化）之教条主义来理解，无宁从社会系统分化、生产和互动的角度来观察它。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发生源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系统整合发展，因此，全球化不仅发生于现在，而早就滥伤于三、四百年前。根据 U. Beck，当下所形成的全球化是指向一个动态、辩证的过程，由政治、经济和跨国行动者所运作、发展跨越、穿越民族国家主权与管制能力的行为，如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全球网络化的非营利组织(NPO/NGO)（如Greenpeace）等。因此，全球化强调超越国家、跨全世界性的组织活动，它穿透、逾越了国家间的界限，并且形成动态的连线，按照此说法，全球化的范畴相当广泛，我们将以类型分析之。
值得探究的是，全球化既然是指涉全球性行动之动态连线，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依此逻辑，全球化行动绝不再仅仅是普遍化、依单一类型发展的命题，它牵涉到的则是多采多姿、异质多元之世界各地社会内涵，因此，R. Robertson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正引发这个面向的解释与想像。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全球化是「经」，全球在地化是「纬」，前者是横向的动态连线，而后者是扣紧在地特色之动态纵深，二者相生而存，但也相克对立而激发出新的发展。
横的全球化、纵的全球在地化：相生相克？ 全球化与全球在地化在逻辑上一方面是「普遍的特殊化」，另一方面是「特殊的普遍化」，形成吊诡的发展状态。普遍的特殊化意指全球同质、趋于同一内涵的行动普及于世界各地，以好莱坞电影或ＷＴＯ皆是最佳的例子，相对于此，特殊的普遍化关系到区域或地方特质的异质性或多元性，能演化为全球所普同接受的现象，以苏格兰或台湾原住民音乐为世人所流行接受而言，其凸显地方（特殊）的自主性意涵，并形成与全球交融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化与全球在地化并非割裂、对立的两面，依循其各自的逻辑进行运作，相反的，它们是互为辩证的横向、纵向动态，相生而存。
既然是相生而存，在义理下是否必然相克而生呢？事实上，全球化现象所带出的论述，除了市场自由主义者结合帝国霸权支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点出了在地化(localization)的主体精神与自主反省意义。全球化既然源自于在地的内涵，因此，在地者的行动不谛是全球化的实质材料，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主流价值中，不可能完全涵盖各种在地的异质内涵，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就引出了当代全球化主流价值论述和霸权支配机制由国际强权所掌控的事实。进一步的说，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辩证吊诡，被操纵为霸权支配之全球化假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到处可以看到操纵的影像，Beck 抨击此种假像式的「全球主义」论调，事实上是夹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幻思，企图替资本投机者、跨国企业、跨国垄断媒体塑造一个「美好的」、「无（关税、文化）障碍」、「无（国家、社群）保护壁垒」的世界市场主义、帝国文化垄断主义。
上述的全球化假像或危机，引爆了其和在地化精神的严重矛盾，许多国家、族群、社群或个人皆觉醒到不可逆阻的全球化趋势可能再度被扭曲为帝国支配弱势者的工具，因此，全球在地化运动也衍生了其觉醒、自主意识的行动逻辑，凸显其主体性意涵的行动、论述位置和权力。换句话说，全球化现象所涉及的是世界复杂事务或价值的重新洗牌，其内含的扭曲危机却触动了在地化主体性的要求，各国弱势群体（包括国家、工人、妇女、生态运动者）纷纷注意到自主权力的保障，因此，一场全球化与在地化的斗争就出现在千禧年前夕的历史舞台上。我们也可以观察的说，此二者的动态经纬关系失衡，因此，从相生相蕴转化为相克相蕴的阶段，在地化似乎成为当代自主性实践理论的代言。
全球化类型与风险 当代全球化的发生，和所有历史事件一般，是系统发展的偶然(contingency)，根据Robertson的划分，本世纪的全球化以人类登陆月球之科技发展为分水岭、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立、苏联解体与东西冷战对峙时代的结束、Rio召开世界地球环境高峰会议、ＣＮＮ媒体国际化、伊拉克危机与全球关注、超国家的生产形式、劳动形式、亚洲金融危机等等，皆凸显全球问题的网路化与连结化。换句话说，这些超国家形式的政治、金融、军事、经济、科技、生态、劳动、生产、人口流动问题已逾越了旧有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分工架构的边界和能力，因此也形成了世界性的风险和问题解决的挑战。
全球化因此不但是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危机，全球化所构成的分化整合复杂性内涵，由于愈来愈脱离人类解决事务之旧有范畴和制度，也由于其牵涉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愈来愈高，所涉及的价值争议愈来愈大，并且必须面临判断和决定（解决）要求的时限愈来愈短（甚至要求即刻解决）。因此，其承担的风险和挑战也愈来愈严峻，因为，人们已失去旧有的控制、计算、操杆的保障，全球化之复杂向度如混沌理论一般，变数稍一增加，则可能全盘动荡。亦即，全球化时代宣告人类进入高度不确定性、计算性失灵、控制性失灵的风险年代中，并且造成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world risk society)阶段。以金融全球化为例，一九九七年伦敦外派驻新加坡之金融操作员的不当操作，除了造成其百年老牌公司的倒闭，也引发了全球金融的振荡，更间接的触动了东南亚金融秩序的潜在弊病与风暴；再以生态全球化为例，九七年印尼森林盗砍引发大火所造成的区域性霾害，飘洋渡海，形成东南亚各国严重空污与老人和儿童死亡案例，并迫使位于新加坡之矽晶圆厂停止生产，除了在生态面上，也在经济面上损失不赀。这二个简单的例子意谓着全球化风险与复杂的内涵与日俱增的情形。
以下笔者将区分五个全球化类型加以讨论，其中将定位在经济、科技、生态、政治、文化等五项资源分配不均、风险与在地化自主觉醒的角度：
国家经济到全球经济 国家经济(Volkswirtschaft)通常指经济面向的生产、消费、劳动、流通的范域集中于以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自Adam Smith的「国富论」论述以来，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所观察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变动，也是以上述民族国家内的范畴为基本单位。事实上，国家经济的宣称在现实上也不断受到质疑，所谓纯粹的国家经济观早就受到批评重商主义、帝国主义、跨国企业（康采恩）人士的攻击，甚至在社会科学上，Karl Marx洞察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张力，造致全球劳动者集体被剥削的处境；Wallerstein 举出世界体系理论下核心国家、半边陲国家、边陲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矛盾，皆隐约的透露全球经济的生产逻辑逾越了民族国家的想像。
全球化经济在当代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循着市场自由主义逻辑之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对社会的冲击面远远超过过去，举凡金融、电讯、资讯网络、生产形式、消费形式、生态、社群和文化认同、社会安全体系所受到的变动和影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相当高，皆非单一主义国家所能自行运作和解决，也就是全球化经济及其冲击面向逾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全世界各地区被卷入此种网络的连结，而变成其中之一的节点，因此，必须依赖全球机制的建构，学习处理介于国家和全球之间问题的模糊地带。
以生产理论而言，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发展，致全球一致标准化的生产线管理、作业程序、大众消费产品，发展为小规模生产设施、技术专业弹性化、产品个人化、分众的消费模式，皆冲击到原有的国际分工下的投资、生产、消费模式，更连带引发了市场秩序及社会秩序的变动。
全球化经济当下的表现正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扩张运作，在以美国为主导下之「国际新秩序」的资本主义 （市场自由主义）全球化，俨然如新重商帝国主义的再现，在西雅图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集合了全球一千大企业的老板，这些企业产值占全球产值的五分之四，外加三十三国的领袖，其所企图建构的全球经济－跨国企业和无障碍（关税、文化）贸易机制，保障的却是全球不到20％的富裕人口。P. Kennedy在其「全球化经济未来的隐忧」一文开宗明义即指出，全球化经济在世界人口版图中呈现弱肉强食的不正义，并质疑其是否能吸收占地球人口百分之六十开发中国家的求职者劳动问题，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全球生态环境承受成长的破坏压力，而这事实上是人类未来的关键。
虽然如此，不乏有替全球化辩护之声而形成的吊诡争论，福山‧法兰西斯认为全球化是这些地区现代化的抬轿者，跨国公司对当地外资的投入和建厂，不仅创造就业机会，并威胁面对竞争的地方资本家，同时其劳动条件和环保条件皆优于当地国内企业的无效率和充满亲族主义的贪污腐化、政治挂钩。福山所点山的全球化经济优点事实上无法完全否认，就国际劳工和环保标准谈判中拒绝采高标准规范者往往是第三世界穷国，这也是其所乐意佐证的；但面对此种全球化经济的吊诡，我们不应忽略了前述强国支配、制定规范的霸权事实。
全球化经济实际上呈现高度吊诡的难题，面对全球结构性失业的问题，Beck批判的指出，资本家刻意的利用资本流动和资本外移的手段，逃避母国劳动、环境成本及税收的监督，将资本流向低管制、低劳动环境成本的国家，而造致了大量结构性的失业，并进一步破坏了各国社会安全体制的保障基础，因为长期以来之经济、福利、劳工、环境、社会安全的既存基础被侵蚀掉。并且，此种资本流通无祖国的发展，造成资本家何处有利益即外移产业于何处，完全无庸受到原有社会责任的限制，引此导致了「无工作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work)时代的来临。Beck的这个批判是相当严厉的，亦即，以ＷＴＯ为蓝图的全球经济规范，无疆界市场代表资本、劳动和商品的迅速、任意流通。资本流向低度管制国家进行生产，毫无设限的将商品输向开放的各国市场，资本家却不须负担生产地的社会、环境成本，因而，自由贸易和流通却代表着各地劳动空洞化的危机，今日在甲国、明日就可能在乙国，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者意谓着全球化经济的高度不正义。我们可以从西雅图以来屡次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中，解读到人们这股不安的讯息和在地化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的精神。
科技发展与全球网络化 全球网络化的关键除了价值、制度和经济的因素外，莫过于科技的进展，科技的发展和竞争形成全球网络的互动状态，使得全球问题机制进入了新的阶段。以最受到重视的通讯、传播技术、生物科技及环境工程科技为例，分别衍生新的全球问题视野。
一般说来，科技的进展似乎为人类提供积极、正面的功能，而在科技乐观决定论者的眼光中，科技是驱动和解决全球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但从目前的经验观察，科技进展不但未完成等同于人类工业文明的进步，反而递生不少风险，Beck称之为「风险交明化」或「全球化风险」，因为科技虽带来人类活动的便捷，但其所产生对生态的侵略性、事务的复杂性及难以控制驾驭的危机却形成棘手的问题和危机。
以通讯、传播技术而言，其应用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上产生相当便捷的功能，金融与资本流通、华尔街股市和全球股市的共振现象、传播全球网络的建立（如CNN、NBC）、网际网路的兴起等皆是科技带动人类活动全球网络化的例子，但金融与资本流通不可控制的变数和复杂度因此陡增，或造成全球性振荡。ＣＮＮ或ＮＢＣ为代表的传播帝国主义现象，充斥美英主流价值的主导和支配，侵蚀全球各地传统文化和价值内涵，进而蕴生社会认同和青少年不当次文化的问题，此种内含式的风险绝非传播、通讯技术所可厘清，但事实上全球化文化霸权的事实已成为风险文明时代的结构，任其批判无法撼动。
目前宣称全球化表征的网际网路，如Kennedy所指出的，明显的呈现人口地图和科技差距的现象，根据统计，全球只有百分之二点四的人口连结网际网路，而东南亚两百人中仅有一人上网，阿拉伯国家是五百人有一人，非洲则一千人才有一人。考虑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理解的科技支配，尤其在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将对目前已呈现贫富不均的地球人口版图形成更严重的成长落差，加大了科技－富有国家和落后－贫穷国家间的鸿沟。讽刺的是，目前美国所强调的「新经济」概念，正是以知识、资讯技术为本，网路经济为要素的成长模式，可以想像科技成为帝国霸权支配的手段和工具。
或许有人会认为此种现实发展趋势毫无批判意义，但莫忘了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和场外的反全球化示威中有一趋同的议题（甚至在台湾先前所举办的二千年全球资讯会议），即当以资讯、科技、知识经济为新的生产形式来临之际，有相当比例的全球传统工人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当资本家高唱新经济、科技产业竞争，连带透过日益风潮的合并／竞争策略，「谁」都可能变成被淘汰的弱势者，而这也是科技驱动全球化所产生之新社会不平等课题。
生态风险的全球化 科技之全球网络化也形成另外的吊诡状态，科技应用到全球各地工业，却形成累积性的生态环境破坏，造致全球的暖化（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洞危机，而有趣的是，这种生态风险的全球化现象又往往须借助于科技如环境工程技术。生态风险全球化随着科技的进展也日益棘手，若我们比较先前全球化不同阶段的争论，至少千禧年前夕的全球化问题中，环境风险首次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
一九九二年于里约地球高峰会议所发表的「永续发展」共同宣言，正是全球生态恶化的警钟，同时，永续发展意义下生态风险全球化也涵盖了二组意义，即解决环境问题一方面必须经由国际间协调机制不断的努力（官方，如京都二氧化碳公约），因为全球生态风险已逾越了任何单一国家的疆界和能力，但事实上却贯穿式的侵蚀每一国家、地区人民的健康，生存基础；另一方面，全世界层出不穷的环境灾害却愈来愈须要仰赖属于非营利部门／非政府组织(NPO/NGO)的生态、环境、消费者运动团体共同的把关和监督，并且，其有全球串连的趋势，尤其是面对世界性的议题。这也显现在地化的行动精神。
以基因科技所带来全球生态、健康安全的高度不确定性为例，全球在地化意义下各国环境运动部门的结盟、扩大议题、法制抗辩行动的努力，终于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在二千年一月联合国官方于蒙特娄召开的生物安全议定书大会中，以美国为首的基因作物生产大国（迈阿密集团）即被迫让步，同意基因改造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相关制品的进出口，拟具相关的规范。可惜的是，反基因科技之全球在地化运动在台湾并未兴起，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反省。
文化全球化V.S.文化在地化 文化全球化表面上似乎是一般不可逆转的潮流，尤其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解体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政制完全的宣告历史意识形态争执的终结，但其实际上充满理念上和实际上的吊诡。
正如杭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书中，宣称未来人类的战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所引起，这种洞察式的宣告事实上戳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夹其政经优势，对其他地区国家政治价值、体制的指挥与规划的统治、支配，动辄以世界和平、人权外交遂行其政治经济的实质利益。就文化的普遍性逻辑来说，全球事实上须要共通的人权理念体系，但目前的难题是，由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权利价值认知的差异和实际运作的落差，导致价值体系无法正确交融互动，凡事以西方价值为优越的态度，更阻碍了全球在地化逻辑的发展，即全球化须源于各地多元差异的在地化价值。
缺乏全球在地化的实践，文化全球化则易沦为西方霸权支配的晃子。
除了较高层次的价值普遍化与特殊化问题外，文化全球化亦经常有文化商品全球化之嫌。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批判的要旨在于通俗、娱乐文化利用传媒的大量复制，正迅速的淹没人们传统价值的认忆和认同。而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工业结合商品的蔓延，渗透到世界各地。文化全球化事实上是全球文化价值体系的普遍化和地方文化多元价值体系的特殊化之「去与回」的过程，但如果德国人遗忘了其优美的歌德传统，而一昧的流行麦当劳和台湾小调音乐的商品组合；或印度人舍弃其婆罗门优良价值的内涵，而一昧追求法国式浪漫电影和义大利的服饰品牌，则坐实了文化全球化仅为资本家掩耳盗铃的工具。
因此，我们必须细心的解读Robertson「全球在地化」的意涵，Robertson观察到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世界的麦当劳化、迪斯耐乐园化并非于全球各处皆复制同样的消费风格，而是资本家会借由地方特殊的脉络生产出「符应」地方的消费风格和热潮，秘鲁的总统就职引发暴动和阿拉斯加爱斯基模人的生活方式，事经由ＣＮＮ二十四小时连线的报导，也可以引发世人的关注和兴趣。事实上，Robertson所点出的观点在于，现实的全球化发展中很难有单一的世界观和价值逻辑支撑整个不断往前辩证的体系，这也是全球化可能多元内涵之处。不过，这个论点并未隐藏住文化商品化或霸权支配的背后逻辑，因为目前的全球化过程中并未真正澈底实践普遍化和特殊（在地）化互为牵荡的实质，而是如J. Friedman所指出的，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各在地特殊文化藉由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运用同一机制，进而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最明显的是商品和市场。
从国际政治到全球政治 国际政治的旧有框架已逐渐被日益密切、依赖互动的全球性事务所侵蚀。以往，国际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动单位，民族国家依其有限地理疆界之主权的延伸，如渔业纠纷、领土纠纷、气象合作或经济、教育、卫生合作等，以联合国或其他地区性联盟为基本组织合作型态，根本上为争取其国家之发展利益。相对的，全球政治的特色在于事务的无疆界化、无单一要件化，由于资本流动的去管制化、爱滋病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全球人口流动与族群冲突、全球生态问题及全球文化认同问题等，皆反映事务解决因果的复杂化，并非单一国家或地区根据特定要件所可以承担，它成为全球共同的挑战。
J. N. Rosenau指出新世界政治表现在超国界的组织（如世界银行、贩毒组织、新国际NPO/NGO）、超国界问题、超国界事件（波斯湾战争、科索伏危机、世界杯足球赛）、超国家社区（宗教社群、专家社群、消费杯葛）、超国家结构（科技知识、金融形式、国际分工形式），其表现了国际事务的多元化与相互依赖深化现象，形成了全球性的结构面向，任一变数的发生即可能牵动全球政治的变化与争议，以台海危机为例，其牵涉的不仅是中国和台湾的和战问题，更是引动了东亚区域安全、全球经济利益体投资、生产与市场稳定的现象，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政治的单一事件却足以发展为多元的危机，也因其相互依赖的深化，使得任何单位的行动必须考量全球的压力。
当然，民族国家的权限是否式微的问题在学界经常针峰相对，如R. Gilpin就认为民族国家的主权与自主性随政治全球化而更为坚实，因为它是全球政治的执行者；而M. Zürn、D. Held与A. McCrew就持相反的看法，指出民族国家因全球政治的互赖和结构，其被迫削弱主权能力，而必须平衡国际间的利益、压力和决策。事实上，全球政治的基本执行单位－国家，在面对全球共同事务的解决角色上，似乎更形重要，也就是说其主权统治因为贯澈问题的解决而仍然必须有效，但另一方面，国家面对去疆界化的世界事务，却无法再以单一手段来决策，而须尊重或依循世界性公约的规范，以环境议题为最明显的例子。
人权政治的全球化或许是目前全球政治和民族国家拔河的模糊地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区域和平、世界和平与阿尔巴尼亚难民人权介入科索伏战争、中国打压法*功受到世界人权组织的抨击，皆是民族国家和全球政治互相探触底线最好的例子。
代结论：全球化与本土社会在地化实践之贫弱 位于东亚交通枢纽并直接面对太平洋彼岸的台湾，在这一波全球化趋势中应如何「向上提升」呢？也就是说，于复杂与变动快速的全球化浪潮中，台湾主体性（自主性）如何藉由其全球在地化精神而可能？本文分别从全球经济、全球科技、全球生态风险、全球文化与全球政治发展的角度阐析了全球化问题之主流论述，并强调社会与环境正义意义下的在地化实践精神，亦即，全球化的兴起虽有其历史与社会系统背景的衬托，但其所造致的社会不正义与危机却点燃人类新的反省和批判阶段，对于任何本土社会都是相当重要。
台湾社会遭遇全球化问题除了在经济和政治面向上受到较多的讨论外，在科技、环境与文化面向上的反省声音是相当微弱的。统观来说，无法于世界浪潮之外，面对资讯、知识经济的竞争、区域（东南亚、中国）经济竞争、劳工剥削和结构性失业、人口流动（外劳及非法移民）问题、社会安全制度危机（资本外移、政府税收短缺）、生态危机与文化（被）殖民危机等，在在都是本土社会新生的挑战。而这些挑战皆需要社会整体系统统合的配置与修正，除了传统的国家运作机制外（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扮演的角色和能力有一定的限制，甚至仅能作为风险管理者的角色），相对于当代国家已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政府，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正义反省批判的系统就寄托于本土社会的主体性上。换句话说，对于全球化所衍生于本土社会的各项不正义，社会系统就应是实践批判与对抗的主轴，就其所生产的政治、社会压力促成整个社会内在的觉醒与运动，并在体制上驱迫与支援政府的（对外、对内）政策。
可惜的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体质一向贫弱，无论在劳工、环境和文化运动上由于历史的条件而缺乏有力的凝聚，社会内部批判和运动实践的能量相当不足，这也是本土社会面临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实践辩证的危机。以Hallo Kitty配合麦当劳销售策略风行全台为例，其事实上成功的运用在地脉络将本土社会塑造为一个软性的、匮乏的（我有你没有）的消费社会，而其商品本质却正当化为个人品味、嗜好等大量复制之齐头式风格。相对于各国对基因工程科技严肃的反省，并逐渐产生全球串连的反基因食品运动，并对国际社会谈判加以施压的成功案子，本土社会明显的缺乏在地化反省批判的实践，针对这个现象我称之为「迟滞型的高科技风险社会」，即台湾社会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态与科技风险缺乏严肃的思考，将造致更大的社会不确定性与风险状态。
【心得】全球化发生了吗？它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涵如何可能？全球化所指涉的主流论述和视野为何？相对的，为什么在西雅图ＷＴＯ的大会上会有左派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而其所对立和凸显的问题和议题为何？并且，这些争论的视域对台湾社会有何影响？或者就台湾主体性的立场而言，它们具有何种卷入、辩证、自主发展的指标与批判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