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的地产商做了一件好事：在西山新开发的住宅区里，资助书商开了一家有品味的书店，并且举行文化陈列。陈列的首选是八年代的《读书》杂志。为支援这次陈列，我也翻箱倒柜提供不少旧物，并且由此回忆起许多往事。

找《读书》首任执行副主编史枚先生的照片和墨迹最费心思。史老一九八一年谢世，是杂志早期的实际负责人。我之所以进杂志编辑部，估计同他有关。因为此老当时已近七十岁，要找人接班。而他又是有名的固执，年轻人中，似乎只有我始终对他执弟子之礼甚恭，彼此相处得比较好。

我一九五四年即同他在一起工作。未及三年，他老人家成为「右派」。以后，此公似乎一直是单位里的问题人物。但我们一起劳动，说话，聊天，都还相得，尽管在名义上我们彼此属两个「营垒」。「文革」之中，两人都闲了，于是说话更投机，彼此又想做点符合「大方向」的事，免得以后吃亏，于是合作着手编写本单位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这「大事记」至今犹存，十几万字，当然内容很糟糕，但也没忒多伤天害理的笔墨。史老先生担任重头工作，除了写作外，还刻钢版。我由是知道，这些三十年代以来的老共产党员，做刻钢版这类事都是能手。

后来在干校，两家住得近，天天相见。他天天读马列，而且要站着读，我至今不明究竟。说话中，有点知道他的经历，但是我没追根究底的习惯，听过也算了。一九八一年四月他突然去世，其后我见到不少老人，才知道这位我曾经朝夕相处的老人家，其实是个十分不简单的人物。

首先大吃一惊的是，他是江青他们当年的熟人。他本名佘增寿，又叫佘其越，是唐纳的好朋友。据一位作家后来研究：「唐纳、蓝苹（江青）、史枚是同龄人，然而不约而同的以史枚长，因为他是C.P.，而且学者风度，老成持重，蓝苹在他面前也颇慕敬。就连她跟唐纳吵了架，也常常要在史枚面前告状。」（叶永烈：《蓝苹外传》，1988）

更有甚者，此公亡于夜半，而此前十来个小时，他还同我晤谈，表露出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悲观，我竟并未察觉这种心情对他的健康的严重危害。据陈原老人生前回忆文章，我方知史公当时在谋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到处找高级干部陈说，要求向中央反映。史公早在四十年代就已被党除名，一九五七年又是老右派分子，可还那么热心国是，委实少见。我看到过一些俄文资料，对布哈林一案也还熟，因此此前他常同我讨论，而我一直以为只是彼此说说闲话而已。他当时热衷了解布哈林等人提出「发财吧！」口号的情况，但也从没说该在中国实行与否。实际上，他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上午已得讯他的不少有关建议遭到严厉呵责，下午四五时见我时实际上流露了失望情绪，于是当晚脑溢血谢世。

这位被除名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一直在忧心国是。可是，为了保护我这后学，他从不鼓励我去呐喊，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干。多少年一无所得，终于抑郁而终。

转自【2005/01/29 联合报】【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