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的地產商做了一件好事：在西山新開發的住宅區裡，資助書商開了一家有品味的書店，並且舉行文化陳列。陳列的首選是八年代的《讀書》雜誌。為支援這次陳列，我也翻箱倒櫃提供不少舊物，並且由此回憶起許多往事。

找《讀書》首任執行副主編史枚先生的照片和墨跡最費心思。史老一九八一年謝世，是雜誌早期的實際負責人。我之所以進雜誌編輯部，估計同他有關。因為此老當時已近七十歲，要找人接班。而他又是有名的固執，年輕人中，似乎只有我始終對他執弟子之禮甚恭，彼此相處得比較好。

我一九五四年即同他在一起工作。未及三年，他老人家成為「右派」。以後，此公似乎一直是單位裡的問題人物。但我們一起勞動，說話，聊天，都還相得，儘管在名義上我們彼此屬兩個「營壘」。「文革」之中，兩人都閑了，於是說話更投機，彼此又想做點符合「大方向」的事，免得以後吃虧，於是合作著手編寫本單位的「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這「大事記」至今猶存，十幾萬字，當然內容很糟糕，但也沒忒多傷天害理的筆墨。史老先生擔任重頭工作，除了寫作外，還刻鋼版。我由是知道，這些三十年代以來的老共產黨員，做刻鋼版這類事都是能手。

後來在幹校，兩家住得近，天天相見。他天天讀馬列，而且要站著讀，我至今不明究竟。說話中，有點知道他的經歷，但是我沒追根究底的習慣，聽過也算了。一九八一年四月他突然去世，其後我見到不少老人，才知道這位我曾經朝夕相處的老人家，其實是個十分不簡單的人物。

首先大吃一驚的是，他是江青他們當年的熟人。他本名佘增壽，又叫佘其越，是唐納的好朋友。據一位作家後來研究：「唐納、藍蘋（江青）、史枚是同齡人，然而不約而同的以史枚長，因為他是C.P.，而且學者風度，老成持重，藍蘋在他面前也頗慕敬。就連她跟唐納吵了架，也常常要在史枚面前告狀。」（葉永烈：《藍蘋外傳》，1988）

更有甚者，此公亡於夜半，而此前十來個小時，他還同我晤談，表露出對中國政治前途的悲觀，我竟並未察覺這種心情對他的健康的嚴重危害。據陳原老人生前回憶文章，我方知史公當時在謀求為布哈林恢復名譽，到處找高級幹部陳說，要求向中央反映。史公早在四十年代就已被黨除名，一九五七年又是老右派分子，可還那麼熱心國是，委實少見。我看到過一些俄文資料，對布哈林一案也還熟，因此此前他常同我討論，而我一直以為只是彼此說說閒話而已。他當時熱衷瞭解布哈林等人提出「發財吧！」口號的情況，但也從沒說該在中國實行與否。實際上，他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上午已得訊他的不少有關建議遭到嚴厲呵責，下午四五時見我時實際上流露了失望情緒，於是當晚腦溢血謝世。

這位被除名幾十年的老共產黨員一直在憂心國是。可是，為了保護我這後學，他從不鼓勵我去吶喊，只是一個人默默地幹。多少年一無所得，終於抑鬱而終。

轉自【2005/01/29 聯合報】【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