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感想:
李白的祖先有很多種說法~
我找到一篇學術性的論文考證李白的祖先是誰?從哪來?
很精采唷~大家仔細過目吧

李白生平研究綜述

一、出生地問題
李陽冰《草堂集序》、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兩文敘述李白出生都在「逃歸於蜀」、「潛逃廣漢」之後，所以歷代都認為李白生於蜀中。但李白在肅宗至德二年寫的《為宋中臣自薦表》中卻說：「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至德二年57歲，其生年應當是武後長安元年，至神龍初遷蜀時李白已5歲， 顯然不可能生於蜀中。清代王琦編《李太白年譜》時發現了這個矛盾，提出疑問：「神龍改元，李白已數歲，豈『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訛亦或太白之生年在未家廣漢之前歟？」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學術界展開過對李白出生地的大討論。
197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認為李白「出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其位置在今哈薩克境內的托克馬克。郭沫若的觀點得到眾多學者的響應。
進入80年代，學界展開了對李白出生地的大討論。將各家所持的論點按地域劃分，可分為以下四種。
首先是蜀中說。《四川大學學報》1981年第4 期發表鄭暢《李白究竟出生在哪裡》，文章認為李白於神龍元年出生於綿州昌明縣青蓮鄉。王少志《李白的故鄉——江油》（《新疆日報》1982年5月8日）、蔣志《李白生於江油補正》（《古典文學論叢》1982年第10期）均認為李白生於蜀中。蔣志的《再談李白生於四川江油》（《寧夏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一文亦認為對蜀中說不能輕易否定。 裴斐《評李白出生碎葉說兼及其籍貫問題》（《江漢論壇》1984年第11期）也持蜀中說。他後來又寫了《「神龍年號為神功之訛」補正》（《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一文，認為即使像「神功」這樣只存在了三個月的年號也可以稱「初」和「始」，李白生於蜀地確定無疑。
其次是條支說。劉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條支》（《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2 期）和康懷遠《對〈李白出生地是條支〉的一點補充》（《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3 期）認為唐代條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代，其治所就是昔之鶴悉那，今之加茲尼，在唐代時屬安西大都護府管轄。
第三是焉耆碎葉說。李從軍《李白出生地考異》（《李白考異錄》，齊魯書社1986年版）謂李白出生於「焉耆碎葉」，即今新疆境內博思騰湖畔的焉耆自治縣和庫車一帶。王耀華《關於李白出生地史料的辨析》（《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也認為李白的故鄉應是安西的焉耆碎葉。
四是長安說。劉開揚《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詩歌創作》（《文學遺產》1982年第4期）認為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中稱「奔流鹹秦， 因官寓家」的「鹹秦」指長安，由此推論李白生於長安。
進入90年代，關於李白出生地的討論仍在繼續，且探討的角度有所拓展。周勳初《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斷》（《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認為李白父子三代的名字全都暗示了李白一家來自西域，並寓其本姓「李」；又從李白為死去的朋友吳指南實行「剔骨葬法」（又稱二次檢骨葬）一事出發，認為這與他接受突厥文化或蠻族文化的影響有關。王伯奇《李白的籍貫探討》（《中國李白研究》1994年集）從籍貫的概念入手進行討論，結論是只有山東才是李白的籍貫。
綜合以上眾說可知，關於李白出生地的爭論主要集中在「蜀中說」與「西域說」兩種觀點上。不論是哪一種說法，所依據的基本史料不外乎以下幾種：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與韓荊州書》，李陽冰《草堂集序》，魏萬《李翰林集序》，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墓碣記》，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劉煦《舊唐書·文苑傳》（下），宋祁《新唐書·文藝傳》。雖然基本材料相同，結論卻差異甚大。為此，李家烈《李白的家世與生籍考辨》（上）（《四川師院學報》1997年第4期）一文從李白生平史料的存世狀況出發， 認為基本材料的諸多不實之處動搖了它們的權威性，因此，在未發現新見史料的前提下不宜急於創立新說，立足於對已有的史料進行重新檢討和反思才是謹慎和理智的做法。

二、家世問題
第一種說法為李白是李暠之後。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師院學
報》1979年第4期）、 耿元瑞《李白家世問題郭說辨疑》（《江漢論壇》1984年第5期）兩篇文章持這一說法。 王步高《李白是達摩的子孫嗎》（《衡陽師專學報》1986年第1期）亦認為李白和李世民都系涼武昭王九世孫。
第二種說法是李白為李賢、李穆之後。蘭州大學張書城在其《李白家世之謎》（《光明日報》1984年10月14日）一文中認為李白是西漢李廣李陵、北周李賢、隋朝李穆一系的後裔。本文作者另有《拓跋魏系李陵之後說考辨——附揭李白本家金陵之謎底》（《祁連學刊》1990年第2期）、《李白家與許氏家似曾相識》（《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兩篇文章亦持同一觀點，並在《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發表《說李白「本姓李，其先隴西誠紀人」》一文，對李白先祖的家世演變進行了完整的勾勒。
第三種說法為李白是李抗之後。劉伯涵《李白先世新探》（《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持此說。作者認為李白應出生於隴西李氏的一般平民家庭。
第四種說法為李白是太子李建成之後。徐本立《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認為李白應為涼武昭王十二世孫、太祖李虎七世孫、高祖李淵五世孫、太子建成玄孫。
第五種說法為李白是李瑗之後。徐本立在寫了《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後，很快又發表了《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補正》（《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對前文進行補正，認為李白也可能是李瑗的後代。
第六種說法為李白是李軌之後。周維衍《關於李白先世的問題》（《學術月刊》1985年第6期）持這一觀點，認為李白是隋末割據河西、入唐後與李淵抗衡失敗被誅的涼王后李軌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孫。
第七種說法為李白是李倫之後。胥樹人的《李白和他的詩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認為李白是隴西李氏丹陽房始祖李倫之後。
除漢人說以外還有混血兒說。范偉的《關於李白氏族的研究》（《求實選刊》1986年第3期）認為李白是漢之苗裔、 胡之身軀的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兒。
除以上觀點外，研究者們還從其它方面對李白家世問題進行了探討。張書城《李白先世流放焉耆碎葉》（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7年第3 期）一文重點考查了隋朝在西域是否開闢過貶謫地。楊鐮《李白身世的一個問題》（《唐代文學論叢》1986年第7 輯）一文認為「鹹秦」一詞應指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
從以上歸納可以看出，在對李白家世的討論中宗室說占的比重較大。而異族說的主要依據是：《宗室世系表》中沒有記載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沒有成為天寶元年宗正寺隸入李氏子孫的詔赦對像；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對唐宗室的稱呼非常混亂；李白的容貌像異族；李白懂外國語。非宗室的漢人說的支持者往往贊同異族說的前兩個論據而否定後三個依據。實際上這三種說法之間有一定的關聯性：第二種說法是對第一種說法的全面否定；第三種說法又部分地否定了第二種說法。家世問題又與出生地問題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持宗室說者一部分贊同西域說一部分贊同蜀中說，而非宗室的漢人說的支持者和異族說的支持者則一般贊同西域說。

三、入長安的時次問題
一千多年來，人們一般認為李白僅在天寶初年到過長安一次。王琦《李太白年譜》以及詹瑛《李白詩文系年》都認為李白在關中寫的詩篇是天寶初年的作品。
稗山在1962年《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發表《李白兩入長安辨》，提出李白在開元年間也曾到過長安，並描述了李白的行程，而且估計李白第一次入京時間約在開元二十六年夏至二十八年春之間。但此說提出後很長時間未得到學界響應。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李白的家世索引》中肯定了稗山的「兩入長安」說，並認為第一次入長安的時間在開元十八年。
1978年以後，郁賢浩陸續發表《李白與陳垍交遊新證》（《南京師院學報》
1978年第1期）、 《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遊考辨》（同上第4期）、 《李白初入長安事跡探索》（《社會科學戰線》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叢》第1輯）等文， 肯定了稗山的兩入長安說以及郭沫若的開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長安說。此後不少學者撰文對開元年間入長安說予以補充，包括謝思煒《李白初入長安若干作品考索》（《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薛天緯《李白初入長安事跡之我見》（《唐代文學論叢》總第5期）等文章。
國內外學術界基本贊成「兩入長安說」，但在李白第一次入長安的時間問題上意見不統一。稗山提出開元二十六年說；郭沫若認為是開元十八年；郭石山《關於李白兩入長安問題》（《吉林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認為應在開元二十五年； 李從軍《李白第一次入長安考異》（《吉林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認為在開元十九年底或二十年初； 王輝斌《李白「苦雨詩」再考訂》（《中國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認為在開元二十一年。
對李白一入長安後出京的具體時間和路線的分歧也很大。郁賢皓認為在開元二十年春夏之交，路線為泛黃河，經開封、宋城、洛陽，於開元十九秋至安陸。李從軍《李白歸蜀考》（《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認為在開元二十一年春取道蜀川，經三峽還安陸。 王輝斌《李白與元丹丘交遊考辨》（《金門大學學報》1986年第5 期）認為時間是開元二十一年秋，路線是經洛陽、嵩山還安陸。
還有一些學者撰文反對「兩入長安」的觀點，力圖維護傳統的天寶初年入京說，如章誠望《談李白兩入長安問題——對稗山先生有關論文的商榷》（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0年第3 期）、劉廣英《李白初入長安若干作品考索商榷》（《人文雜誌》1984年第4期）等。
「兩入說」出現後不久又有學者提出了「三入長安說」。胥樹人《李白和他的詩歌》一書認為李白在天寶十一二年北遊幽州後又曾到過一次長安。李從軍在《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發表《李白三入長安考》，認為李白在天寶十一二年間第三次到長安並有汾坊之遊。安旗《李白三入長安別考》（《人文雜誌》1984年第4 期）認為李白第三次入長安是在天寶十二年春幽燕之行歸來。鄭文《李白三入長安之我見》（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2年第3 期）一文同意安旗《李白三入長安別考》的意見。
三入長安說提出後很快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1期發表郁賢皓《李白三入長安質疑》， 認為李白自幽燕之行到宣州之遊之間根本不可能有三入長安、遊歷汾坊的時間。
對於李白第二次入長安的時間也有一些學者撰文進行討論。謝力《李白開元末入京考》（《李白學刊》1988年第1 期）一文認為李白第二次入長安的時間在開元二十八年秋，至開元二十九年秋出京。楊栩生《李白開元末入京說辨疑》（《中國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則認為天寶末年入京說難以成立。許嘉甫、許瑋《李白二入長安始末》（《祁連學刊》1996年第3期）一文同意李白開元末入長安說， 但時間應是開元二十七年九月中旬。
對於李白入長安這一問題還有學者提出了比較新穎的看法。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鐵道師院學報》1997年第2 期）認為李白開元間第一次入京不應是西京長安而應是東京洛陽。
郁賢皓《再談李白兩入長安及其作品系年》（《文學研究》第5 輯）一文是對1978年作者發表在《南京師院學報》上的《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遊考辨》一文所受到的各種責難的答覆，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對近20年來李白入長安問題的一個總結。郁文通過排比原始文獻與新見墓誌，對李白入長安問題作出了中肯的分析。作者於文末倡導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來對李白進行研究，認為只有依靠新資料的發現才能做好李白及其入長安時次問題的研究。

四、交遊問題
李白集中所涉及的交遊對象，據不完全統計約有四百人之多，弄清楚這些交遊者的生平以及李白與他們的交往關係，無疑有助於李白作品系年及其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新時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將李白的交遊問題作為研究重點。
李白與杜甫的會合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盛事，對於李杜的交遊，多數學者認為：李杜一生三次見面，初識是在天寶三年三月，地點洛陽；第二次是天寶三年秋日，地點梁宋；第三次是天寶四年夏或秋，地點為齊州或兗州。
進入新時期，耿元瑞《關於李杜交遊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增刊》總第13期）首先對李杜初識的時間與地點提出懷疑。郁賢皓《李杜交遊新考》（《草堂》1983年第1 期）在耿文的基礎上認為李杜初次會面地點不在洛陽而在梁宋之間；「齊州之會」是「又一次詩壇兩曜與眾星相聚的盛會」。但劉友竹在《李白與李邕關係考》（《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中認為文學史上所謂的「齊州盛會」並不存在。康懷遠《李杜長安相見試證》（《閱讀與寫作》1987年第12期）認為李白與杜甫於天寶末年在長安又見過一次面。王輝斌《李杜初識時地探索》（《四川大學學報》1987年第1 期）認為李白天寶三年春賜金還山後即於夏秋之際在梁園與杜甫初次見面。
李白與「衛尉張卿」的交遊問題也是新時期以來研究的一個重點。首先是郁賢皓在1978年以後陸續發表的《李白與張垍交遊新證》（《南京師院學報》1978年第1期）、 《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遊考辨》（《南京師院學報》1978年第4期）等文， 論證李白詩中的「衛尉張卿」即張說之子張垍。王輝斌《李白「苦雨詩」再考訂》（《中國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也通過對張介然、張價、張垍等人仕宦經歷的考證，指出此詩中「衛尉張卿」應是張垍。李清淵《李白〈贈衛尉張卿〉詩別考》（《文學遺產》1992年第6 期）認為張卿身份難以確定。其後，郁賢皓又寫了《李白與玉真公主過從新探》（《文學遺產》1994年第1期）一文， 文章進一步考證出玉真公主的若干生平事跡。
李詩中的「崔侍御」也是學者們研究的一個熱點。李從軍《〈李白詩中崔侍御考辨〉質疑》（《文史哲》1984年第6 期）一文認為李白詩中的「崔侍御」既不是崔宗之也不是崔成甫，而是另有其人。倪培翔《也談李白詩中的崔侍御》（《唐代文學研究》第1 輯）一文支持此觀點。
關於李白和孟浩然的交遊，靖華《李白與孟浩然交遊考異》（《荊門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認為李白與孟浩然一生中曾相會四次。
關於李白與李邕的交遊，劉友竹《李白與李邕關係考》（《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認為天寶三四年李白並未與杜甫一起北上會見李邕；李白於開元七八年間在渝州謁見李邕時遭冷遇，使兩人關係一度蒙上陰影。
李白與賀公的交遊，鐘振振《關於李白任城縣廳壁記之本事與系年》（《文學遺產》1988年第2 期）考證出「任城縣令賀公」乃賀知章之從祖弟賀知止，並將此記繫於天寶八年。李清淵《李白與賀公交遊新說補訂》（《中國李白研究》1994年集）指出李白此文應作於天寶十年春。
關於任城六父，許嘉甫《李白任城六父征略》（《濟寧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認為任城六父即趙郡李氏東祖房李熔第四子修。
關於李白與蘇梃的交往，陳鈞《李白謁見蘇梃年代考辨》（《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認為李白謁見蘇梃的時間應是開元九年春。
一些文章還對李白交遊的其它方面進行了考察。郁賢皓在《李白暮年若干交遊考索》（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0年第10期）一文中認為李白暮年結交的一些人多與顏真卿有關係，並考察了韋冰、殷佐明、殷淑等人的生平，又在《李白交遊雜考》（《唐代文學論叢》總第3輯）一文中對趙悅、斐圖南等人的生平進行了考證。許嘉甫《李杜交遊考錄三題》（《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集）考證了盧弈、盧鴻、楊山人的某些生平事跡。
從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新時期以來對李白交遊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其中郁賢皓對「衛尉張卿」及李集中數十人的身份與生平的考索，王輝斌對李白與杜甫、蘇梃、元丹丘等人的交遊進行的考察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李白生平研究工作的進展，劉友竹、葛景春、李清淵等人的研究也都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反響。

五、生卒年問題
李白的生卒年研究者們歷來是根據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李陽冰《草堂集序》、李華《李君墓誌》等材料推知的，即生於武則天長安元年，卒於代宗寶應元年，享年62歲。
新時期以來，隨著對李白研究的深入，其生卒年問題亦出現了種種新說。最先否認李白卒於寶應元年的是李從軍的《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學學報》1983年第5期），文章提出卒於唐代宗廣德二年之說。
康懷遠《李白生於神龍元年新證》（《江漢論壇》1985年第4 期）認為李白的卒年為大歷元年，生年應為神龍元年。
閻琦《李白卒年芻議》（《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3 期）一文認為李白卒年應是廣德元年，享年63歲。
楊栩生《李白卒於寶應元年解說》（《李白學刊》第2輯）、 吳宗銘《對李白卒於寶應元年質疑的質疑》（《李白研究》1990年第1 期）依然持傳統說法，認為李白卒於寶應元年，享年62歲。
對李白卒年的研究和對出生地及家世的研究情況一樣，都是建立在基本材料的基礎上。王輝斌《李白卒年新說辨析》（《漳州師院學報》1990年第2期）針對近年來國內研究者就李白卒年提出的廣德元年、 廣德二年、大歷元年、大歷二年四種新說從五個方面進行了考辨，可以說是對近年來這一方面研究的一個總結。作者認為，新說所依據的材料都無法證明其中任何一種之成立，在未發現新材料的情況下還是以卒於寶應元年為是。

六、行蹤問題
李白出川以後的行蹤一直是李白研究中的熱點問題。按照關注的重點不同，可以將問題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李白出川的時間問題。宋人薛仲邕首倡「開元十年」說，王琦《李太白年譜》認為繫於開元十三年。新時期以來學者們依從王說的比較多，但也有人對前人的說法提出質疑。郁賢皓《李白叢考·李白出蜀年代考》以及《李白出蜀前後事跡考辨》（《蘇州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認為李白出蜀年代應是開元十二年秋。 陳鈞《李白出蜀年代考》（《人文雜誌》1990年第2期）認為，李白出蜀年代應在開元十年。畢寶魁《李白詩中巴東考》（《文學遺產》1990年第3 期）認為李白出蜀時間為開元十三年。劉友竹《李白初次出峽時間及其後短期遊蹤別考》（《成都大學學報》1992年第2 期）就李白開元十七年前的遊蹤進行了考證，認為李白初次出峽後，下荊門，至江陵，於冬末春初見司馬承楨，並南窮蒼梧，開元十三年秋在金陵，第二年游剡中，開元十五年返安陸
與許氏結婚。
其次是他在安史之亂時的行蹤問題。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叛亂時李白正在宣州一帶遊歷，因此將李白《奔亡道中》五首與《南奔書懷》一起繫於至德二載。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認為此二詩寫於天寶十四年冬季安祿山叛亂時。郁賢皓《李白洛陽行蹤新探索》（《南京師大學報》1986年第3 期）一文認為這組詩說明了李白攜宗夫人由梁園經洛陽淪陷區向西過函谷關奔逃的經歷，並對李白在安史之亂初起時的行蹤作了清晰勾勒。
第三是李白長流夜郎問題。對這一問題歷史上主要有兩種結論，即「未至說」與「確至說」。首倡未至說者為北宋曾鞏的《李太白文集後序》。王琦《李太白年譜》，詹英《李白詩文系年》，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李從軍《李白考異錄》，郁賢皓《李白叢考》等專著都採用這一說法。清人程恩澤《程侍郎遺集》、黎庶昌《拙尊園叢稿》等提出「確至說」，但未得到響應。進入80年代，研究者們圍繞這兩種觀點進行了長期討論。邱耐久《李白確至夜郎考辨》（《學術論壇》1982年第2期）認為李白曾流放至夜郎。 王定璋發表《李白確至夜郎考辨質疑》（《學術論壇》1983年第5 期）認為李白未曾到達夜郎。林東海《巫山巴東夜郎》一文認為李詩《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詩中「半道」一詞應理解為「貶期的中間」而不應理解為「半路」，因此李白確實到過夜郎。進入90年代，《李白研究》第2 期同時發表了張才良的《李白長流夜郎的法律分析》和陶錫良的《從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張文從唐代律令出發，認為李白得到的判決為唐律中最嚴厲的「加役流」，時間為三年；李白長流夜郎的首程地為舒州懷寧長風沙，首程時間為乾元元年六月；李白到達了夜郎。陶文也認為李白此行確至夜郎，但認為李白赦放的時間為乾元二年五六月間，而且《自漢陽病酒寄王明府》中「今年赦放巫山陽」之「巫山」指的是夜郎流放地的一座小巫山。張春生《也談李白流放夜郎與唐律適用》（《揚州師範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亦從唐代法律出發， 認為李白判流時間在乾元元年三月，五月上道服刑，十一月到達夜郎貶所，次年五六月
間遇赦獲釋；並勾勒了李白流放所走的路線。王輝斌《李白長流夜郎新考》（《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認為李白巫山遇赦是不存在的。不久王輝斌又發表《李白長流夜郎的歷史真實考述》（《傳統文化》1991年第4期）， 文章對李白流放期間所作的20首詩歌進行了重新系年，並對李白流放的真實狀況進行了全面討論。至此，「確至說」得以確立。
第四，李白在巴東的行蹤也是研究者們論述比較集中的問題。劉友竹《李白三到渝州》（《重慶晚報》1988年7月29 日）認為李白三到渝州的時間分別是開元八年、開元十二年秋、乾元二年三月。許嘉甫、許瑋的《李白三下渝州考異》（《成都大學學報》1997年第1 期）結論與劉文相同。許嘉甫還作有《李白四渡峽江考異》（《成都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文章對李白四次出峽的時間和路線作了大致的描述。
除以上這些論述比較集中的問題外，還有不少文章對李白行蹤的其它方面進行了考察。
竺岳斌《李白東涉溟海行蹤考》（《唐代文學研究》1988年第2 期）認為李白「東涉溟海」之「溟海」乃今之剡中盆地。
劉友竹《李白遇赦前後行蹤考異》（《成都大學學報》1988 年第4期）認為：李白曾被流放到過今天重慶市一帶。
王輝斌《李白初游安陸時間考》（《荊門大學學報》1990年第4 期）認為李白開元十四年秋自維揚到江夏後第一次游安陸，接著在隨州結識胡紫陽，然後至襄陽，從李浩處求得經濟援助，旋即遠客汝海，途中結識王昌齡、元丹丘，第二年春天「近還鄆城」。
毛水清《李白煉丹地點考》（《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對李白一生中曾經煉丹和打算煉丹的地點進行了逐一考證。
李白究竟幾游蒼梧，學術界歷來對此有不同的回答。劉友竹《關於李白兩游蒼梧問題的補正和辨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 期）認為李白開元十二年及乾元二年兩游蒼梧。許嘉甫、許瑋《李白三游蒼梧考異》（《零陵師專學報》1997年第1 期）認為李白一生三次游蒼梧的時間分別是開元十三年五六月間、天寶十年八月和乾元二年八月。
從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近年來對李白行蹤的研究成績十分突出，其中長流夜郎、東下溟海、南窮蒼梧等問題都取得了新的進展，並發表了一些前人所未發的新見。

七、對研究現狀的總結
新時期對李白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的研究雖然新說迭出，但往往各執己見，缺少真正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傳統說法的地位雖然受到衝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被動搖。
在對李白行蹤的研究中，李白開元年間到過長安這一發現是本世紀李白研究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於有了這一發現，人們對李白的許多重要詩篇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新時期對李白入長安問題的研究主要是鞏固「兩入長安」說，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三入長安的新說。到目前為止，在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長安的總體面貌已較為完整清晰地呈現出來，多數詩歌的系年也已基本確定。在李白行蹤的研究中，另一項令學術界矚目的成果是李白長流到達夜郎這一觀點的確立。
對李白交遊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到目前為止，李集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物的生平已經基本清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郁賢皓對「衛尉張卿」、「崔侍御」等人所做的考證。對於「衛尉張卿」到底是張垍還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尚不能最終確定，今後若能依靠新史料的發現來確定「衛尉張卿」到底是誰，學術價值自不待言。但從另一角度看，即使尚未準確考出「衛尉張卿」也並不影響人們正確理解李白一入長安的遭遇與心情，也不影響人們把握李白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基本特徵。
新時期對李白生平的研究工作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是有些研究者違背了考證的基本原則。例如在對李白家世問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圍繞李白之家和李唐王室或遠或近的宗親關係，對李白家世作種種考察，其中不少文章的共同之處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書·李白傳》中的記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這種處理方法是考據的大忌。尋找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卒年這類客觀性很強的問題的答案，應該以原始史料為依據，如果研究者不能對李《序》、范《碑》加以證偽，卻又否認其內容的可信性，這就等於給李白家世問題打上了死結。當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義性導致了研究者理解上的不同，原始材料在記載上的矛盾之處和文字上的錯訛也加劇了分辨的困難。總之，在發現新材料之前，僅依靠現有材料就急於做出結論顯然是不智之舉。
其次是有些研究者只從詩歌本身出發來進行分析，缺少對史實的徵引和必要的考證。傳統考證是從史料出發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越性是能夠坐實作家的行止出處和作品的作時作地，其局限性在於往往因史料短缺而無法稽考。僅僅從詩歌本身出發進行分析也不足取，原因是許多作品是用抒情的手法寫成，其中並未涉及具體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因此，僅僅通過內容分析，難以對作品的寫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跡作出合乎實際的判斷。合理的方法應該是既重視作品內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證，兩種方法交互使用，才能有效地推動研究向縱深發展。

參考資料
（原載《江漢論壇》2000年第1期 作者工作單位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