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一九六年），四十二岁的曹操，做出生涯最重要的决定──奉迎天子，也就是后来被对手斥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

　　尽管天子的「令」已经大打折扣，边际效益递减，尽管献帝年纪轻轻，没什么作为，但汉家刘姓四百年，儒家正统观念不变，天子这块招牌仍然管用。他是国家最高的权力象征，谁能掌控皇帝，谁便能以朝廷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进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动。所以更早之前，董卓入京，便废掉少帝刘辩，另立献帝刘协，从头掌控﹔董卓死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杨奉等人为了抢夺皇帝而大动干戈。献帝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狼狈到了极点。

　　此时，最有资格，也最有实力奉迎天子的，当推冀州牧袁绍。

　　袁绍的谋士沮授曾建议袁绍：「趁我们在冀州刚站稳时，西迎天子，迁都邺城，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积蓄兵马，讨伐不服从朝廷的叛逆，天下有谁可以与您相抗？」

　　可是其他的谋士如郭图﹑淳于琼却反对说：「把天子迎到身边，动不动都要上表请示。服从他，则权力变轻；违背他，又犯了逆上之罪。这不是上策。」

　　虽然沮授苦口婆心提醒袁绍，现在奉迎朝廷，既合大义，又合时宜，不早决定，会被人捷足先登。袁绍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便把这件事给搁置下来。

　　果然，袁绍不要的案子，曹操你丢我捡，竟捡出一片江山来。曹操把献帝从破旧不堪的洛阳接出来，迁都于许县，易名许都，改年号为建安。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总揽朝政。在讲究「正名」的时代，奉戴天子，对于争取民心和延揽人才，具有绝对的相乘效果。多少谋臣武将因此投效曹操，多少民心向背因此转向曹操。

　　从结果论来看，奉迎天子当然是件了不起的大谋略，但当时衡诸形势，不是像表面上所想像的那么美好。它有不少顾忌，不得不考虑。曹操的幕僚群，起初听到这项计画，大多数都反对。理由是关东尚未安定，控制天子的杨奉、韩暹等人跋扈凶暴，不该淌这浑水。智囊荀彧独排众议，把奉迎天子的利益分析得头头是道，荀彧的重点有几项：

１以历史经验来看：春秋时代，晋文公迎纳周襄王而诸侯拥戴，汉高祖刘邦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

２从顺应民心来看：天子流离在外，今虽归旧京洛阳，但洛阳残破。此时奉迎天子可赢得民心，合乎时势。

３从策略运用来看：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使天下心悦诚服，是正确的大略。

４从德行观点来看：坚守君臣大义，召揽天下英才，是最大的德行。

苟彧表示，韩暹、杨奉不足畏，更重要的，和沮授在袁绍面前所说的一样，不及早行动，别人抢先一步，后悔就来不及了。

　　曹操想起，早在四年前（一九二年），担任治中从事一职的毛玠就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曹操当时虽然同意，可惜时机未到，主客观环境不能配合。如今安定下来了，不立即行动更待何时？

　　看吧！同样的策略，同样的时空，同样由策士提出，同样主子赞同，但袁绍判断力差，缺乏前瞻性，错失良机。反观曹操慧眼独具，抢先一步，卡住市场。还真卡住，因为皇帝只有一个，其他豪杰再有本领，徒呼负负。可不是吗？曹操用皇帝名义发号施令，袁绍每次接到对自己不利的诏令，便气得跳脚，悔不当初。他要求曹操把皇帝迁移到鄄城，离自己的老巢邺城较近，便于控制。对不起，曹操不笨，不仅向后知后觉的袁绍说ｎｏ，还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书，把袁绍倒骂一顿。袁绍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凡事有利有弊，在利害之间衡量轻重得失，要取要舍，必须做出决定。与其说袁绍个性犹豫不决，不如说他认识不深，研判无功。曹操不是不知道奉戴天子的弊害，但同时看见更大的利益，利润绝对大于亏损。

　　决断力指的不单是说做就做，剑及履及，而是审慎评估，通盘考量后，断然行动，决断力才不会流于莽撞。比起袁绍，曹操能透视，能望远，加上决断力够，行动力强，能在官渡大战击败袁绍，不是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