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hing~ 蛮好的一篇文章~


看完感触蛮深的....很少有人真的能够放下一切去享受那种Nothing的感觉....

王文华
  刊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05 / 01 / 17

  二○○四年底，在企业界上班了十年之后，我辞去工作，到美国旅行。到美国当然要讲英文，一路上我最常用的一个字是：

  「Nothing」。

  临走前跟台湾的朋友告别，很多人都惊讶念MBA、一向喜欢忙碌的我竟然辞掉工作。观念保守的妈妈忧心地看着我：「那你岂不是失业了吗？还有心情去度假？还不赶快去找工作！」猎人头公司打电话来：「你对哪个产业有兴趣？走之前要不要见个面，让我们为你重新做生涯规画？」老友们也传简讯来：「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答案都是：

  「Nothing」。

  我来到母校，位于旧金山旁一个小镇的史丹佛大学。史丹佛像一个森林公园，到处都是草地、树木、松鼠、麋鹿。我住在森林中的招待所。早上起来，打电话问候东岸的朋友。

  「你打算待多久？」

  「不确定。」

  「在史丹佛做什么？」

  「Nothing。」

  「怎么可能Nothing？你一定有做Something！」

  「我想想看……昨天早上六点起来……」

  「干么那么早起？度假不是应该睡到自然醒吗？」

  「我六点就自然醒过来了啊！为什么自然醒一定要到下午两点？」

  「我不知道你这么早起是幸运还是不幸……，然后呢？」

  「然后我去树林里跑步，用力吸很多空气。回来后洗澡，看晨间新闻。然后开车到树林深处，看到一大片草原上有一棵孤立的树。下午到以前读过的商学院，进教室旁听财务课程，跟同学一起拿讲义，认真算老师丢出来的习题。然后在校园里走一走，看看布告栏的广告。后来在书店买了几件史丹佛的衣服，送给台湾的朋友。晚上跟以前的朋友吃饭，回来就九点多了。回家后打开电视，看看美国最近红的节目。睡前把白天买的书和报纸看一看，一天就结束了。」

  朋友问：「既然在度假，为什么要去上课？」

  「我不是在度假。」

  「既然来上课，怎么可以到处去玩呢？」

  「我好像也不是来上课的……。」

  「那你在干么？沉淀吗？」

  「我又不是乌龙茶。」

  「那是思考人生未来的方向喽？」

  「没那么严重啦！」

  「你到底在做什么嘛？」

  我说：「Nothing」。

  我三十七岁，在事业和人生上，都到了可以开始尊敬和享受「Nothing」的时候。

  从小到大，生活的目的、奋斗的方向，都是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Something」。国中时要考高中、高中时要考大学、毕业后要找工作、工作后要升迁。我们冲锋陷阵，却很少问自己，追求的Something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社会的价值观影响了我们的自信，当我们处于「待业」状态时，也不好意思承认，还必须勉强编出一些堂而皇之的道理，比如说：「喔，我想归零，休息一下，出国充充电，整理一下思绪，规画未来的路。」很少人敢大声地说：「我不是在休息，也不是在沉淀。我就是无业游民，我做Nothing！」

  忙于Something的朋友，没空跟我吃饭。我和另一位比我资深的「Nothing」同学见面。他在网路狂飙时狠狠捞了一票，四十岁宣告退休。我们没时间吃饭，只喝咖啡，因为他第二天一早自愿到斯里兰卡救灾。

  「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做的Something。当长久都做Nothing时，突然做起Something，而且是自愿的、有意义的Something，我觉得好快乐！」

  我很少听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说：「我觉得好快乐！」

  我当然不像我的同学那样有本钱做Nothing。我甚至怀疑他在网路狂飙时捞的那
一票，就是我在网路泡沫化后赔的那一票！我单身还好，如果要养家，就更不可能做Nothing了。但退一步想：工作到四十岁，总有一些积蓄吧。如果愿意过简单生活，Nothing维持几个月应该不是问题。除非你事事要求五星级，或是坐拥金山却还要为二十年后退休做打算，那就真的不适合Nothing。我做Nothing的几天，最贵的单笔消费是9.75美元的电影票。爆米花只敢买小包，意思意思就好。但只要电影好，散场后一样快乐。于是我发现：由奢返俭，其实没有那么难。

  回招待所后我打开电脑，视窗在跑的一分钟，一只做Nothing的鹿跑到我的窗前。我对它微笑、和它搭讪。我不知道在台北，对一个忙于Something、地位崇高的美女，我敢不敢这么放肆？

  我打开Messenger。一名在香港的投资银行上班、位高权重地朋友对我说，「我真佩服你的勇气，和放下一切、断然改变人生的决心。」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错了人。其实我胆子很小，也没经过什么「放下一切、断然改变」的心路历程。好像肚子饿了就去吃饭，我的决定其实很简单。我很怕别人把我想得很悲壮，因为我容易笑场。别人把我的表情诠释成悲伤，其实我只是香港脚在痒。我感谢朋友的赞美，但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思惟方式，还是在「Something」的模式里打转。那样的模式是：我对我现在做的Something不满，我痛定思痛要改变。我改变的方式是做另一种Something，而那种Something叫做Nothing。那样的模式好像是不喜欢红色的壁纸，于是用白色的壁纸把整面墙盖过去。但我想做的，只是当一面没人注意的水泥墙。

  「那当水泥墙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他问。

  「当水泥墙本身就是目的。」我说。

  「这样的目的有意义吗？」

  「意义可大了。它让我们把多年来情愿或不情愿被贴上的壁纸一次清干净。让我们重新感觉做一面墙的质地。Nothing像是在无人岛上脱光衣服，可以帮我们恢复原来作为人的本能、品味、价值观，和其他各种身体和心灵的机能。」

  「这样被动好像没有在过生活！」

  「我们都太努力『过』生活了，自己把自己搞得眼花撩乱。偶尔，你要什么都不做，让生活自然『发生』在你身上。饿了，就找最近的餐厅吃。下雨了，就 淋一下。爱上了，就亲吻她。失恋了，大哭一场。当你的水泥墙不再贴壁纸时，你就可以闭起眼睛，让全世界在你身上涂鸦。」

  在史丹佛的下午，我闭起眼睛，和一位年纪和我一样，却曾经得到癌症的朋友见面。她北一女台大哈佛大学，从小到大是专业的第一名。我们坐在草原孤树下的野餐桌，讲话时口中冒出热气。

  「你还在大学教书吗？」

  她点点头，「其实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你一样。一个礼拜上几堂课，其余时间在家看书、写论文。偶尔出门，和朋友见见面。」

  「出去时自己开车？」

  「我都坐公车，因为这样可以走路，我需要运动。」

  「身体还好吗？」

  「我每三个月回去检查一次。目前都控制得满好的。」

  「你看起来很开心。」

  「是啊。也许事业上没什么成就，但至少完全是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很少听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说：「我完全是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很幸福你知道吗？」她停顿一下，说，「你不需要癌症来把你唤醒。你借一种温和的方式，改变了你的生活。」

  我点头：「那种方式叫Nothing。」

  我陪她走到公车站，看她上了车。我一个人走回校园，雨滴打在草地。优秀的朋友生病了、有钱的朋友不快乐、结婚的朋友不跟老婆讲话、单身的朋友寂寞到自杀。在美国或台湾，我们这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代，仍然在挣扎。我走到十字路口，不知道现在是几点、接下来要去哪里。突然间招待所外面那只超辣的鹿出现了！我微笑，跟着它走下去……。

  去做什么呢？

  Nothing。